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劳动力搜寻理论,这使得瑞典这个遥远国度的盛事第一次与中国广大的农民工有了直接切身的联系。

　　现实中，中国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常常出现双边失衡：目前，一方面，沿海许多工厂找不到合适的工人，出现所谓的“民工荒”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偏远和内陆地区的劳动者(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体)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市场摩擦过大和工作搜寻渠道不畅通所导致的问题,正是劳动力搜寻理论研究的基本主题之一。

　　在搜寻理论看来，目前的问题出在空岗和剩余劳动力之间缺乏有效的匹配机制。在缺乏有效的职业匹配机制时,农村劳动力只能依靠原始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来获取就业信息和搜寻费用。但是,血缘和地缘关系仍是一种相对狭隘的群体纽带,社会资本网络内部信息的畅通和可靠是与不同网络之间信息闭塞与不信任相生相随。

　　另外，与城镇户籍相联系的残余制度安排仍然将农村劳动力排斥在主流劳动群体之外,工作搜寻渠道的社会资本网络化与政府的户籍制度相互强化,极大地压缩了农村劳动力所面临的就业选择集,最终导致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区域性分割的出现。

　　虽然通过社会资本网络进行流动,能在较小范围和较短时期内使农村劳动力就业,但是就整个劳动力市场而言,这是一种极具负外部效应的方式———这种原始流动渠道的狭隘性和封闭性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张力和分工,使得劳动力市场难以对商品市场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动做出迅速调整。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工作搜寻渠道的市场化程度低下是劳动力市场难以及时有效在大范围内配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症结所在。闭塞的工作搜寻渠道带来了双重的效率损失———一方面降低了均衡情况下的就业率,从而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与福利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空岗率,从而降低了企业的产出效率。

　　因此,扩大农村劳动力工作搜寻渠道的市场化从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是解决该问题最有效的渠道之一。

　　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的另一个基本政策结论是,较高的失业救济金水平会提高劳动者的保留工资水平,从而提高了失业率,延长了劳动者的工作搜寻时间。因此,这些方面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制定,确实存在着一个效率与公平的权衡过程。

　　这就涉及到目前中国各项劳动保障条例的制定与推行以及最低工资法的讨论,为了劳动者的最大福祉,政策制定者需要相关的劳动经济学家运用现代经济学模型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此次获奖的理论即是工具箱中具有强大分析力的工具之一。

(作者分别执教于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香港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