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名夷吾，春秋初期政治家，曾和召忽事公子纠，因齐国内乱，公子纠在与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的侯位之争中被杀，其后，召忽死之，而管仲请囚。后来，经鲍叔牙言于桓公而为相，也因此而相桓公霸诸侯，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管仲被桓公尊为“仲父”。管仲的生命历程，在事桓公成就霸业的漫漫程途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其生命之光耀呈现得完整而灿烂。但这样一个成就事功的人，孔子对其是矛盾的。一方面是“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一方面又是“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讥讽管仲器小，甚至道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的愤慨之言,可见其旨意深厚。程子(程颐)曾说:“奢而犯礼,其器之小可知。盖器大，则自知礼而无此失矣。”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被桓公称为“仲父”的管仲，建立如此卓越的事功，桓公因此而使他位高禄重，管仲有三归、反坫，似乎不应错在其自身吧。所以孔子指其器小，不是如一些《论语》注疏中所说的器量小，当然也不能理解为其缺乏专业技能，而只能与“礼”相连，器小就是指其违背礼。则可推论“器”与礼必然相关。至于以瑚琏之器喻子贡，当然更是和礼有关，瑚琏乃庙堂祭祀之器，子贡是孔子的著名门生，孔子以器许之，意思是子路知礼。

其实生活现实中的人们，总是以一种器的状态作为存在的具体表现的。这不仅表现我们为物所役，为物所囿，更多的是人们往往不能把握“人之为人之道”。管仲、子贡固然在外在的表现上看是成功的，但管仲之所以成就功业的动力并不在其自身，没有在“外王”的同时，做到“内圣”，所以孔子言其“器小”。子贡倾心向学，知书达理，表面看来可以为庙堂之器，但他也不知道为器的根本，没有体悟出礼的背后的”仁”的核心，徒具礼之表征。在孔子看来，君子应该不断完善自己，以求达于“不器”，做到不为物所囿、所役。

通过以上解读,我们发现“器”在《论语》中喻人时，应该是一个人的守礼克己的状态。那么“君子不器”是说的什么意思呢?《礼记•学记》中的“不器”,可能为我们解读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郑玄注：“谓圣人之道,不如器施于一物。”

孔颖达疏：“大道不器者，大道亦谓之圣人之道也，器谓物堪其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圣人之道宏大，勿所不施，故云不器。不器谓诸器之本也。”

如果说，器是一种礼的外在状态或修身的某种表征，那么不器就是对这种状态的超越。不器乃诸器之本，那就是统率器之道。“君子不器”，不是说君子不守礼，而是不能满足于知礼克己的表面之器，而用该去追求那超越于器的道。道与器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根本范畴，《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不器”就是要我们不要停留在形而下的水平，而应该去追求形而上的道。即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不器”是君子的特征，是君子应该具备的道德人格。

(三)

以上我们虽然解读了“不器”的文本意思，“不器”乃是君子之道德人格，但“不器”的思想内涵到底是什么？思想研究从来都只能也必须从思想家本身那儿找答案。如果我们说“君子不器”是说君子在人生追求中必须超越器的状态而达于道，那么什么是孔子所谓的道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孔子的“君子观”。“君子”一词在西周指贵族。《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郑玄曰：“君子止谓在官长者。”到了《论语》“君子”一词又兼具“有道德的人”，即与“小人”相对，逐渐成为“有德者”与“无德者”的称谓。《论语》中“君子”一词凡107见，构成了完整的君子观，对后世人格塑造影响巨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部《论语》，一言以蔽之：君子之论”。从这些活生生的“君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治世主张、道德品评、价值取向、人生格调。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君子”是孔子载道的工具，是其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人生标准的载体。

孔子的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代。当时社会关于人的状况是：一方面，由于自殷商以来中国社会的最初分裂所带来社会分化，使很多人降入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虽然也有站立的人身，会说话，却被当作“物”类，任人役使，任人宰杀。另一方面，春秋时期伴随着制度转轨，社会上所呈现的是王室衰微，上下僭越，诸侯纷争，礼崩乐坏的动荡局面。“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生在这样的危时乱世，不仅个人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就是整个社会也因为面临新的抉择而让人感到吉凶难测、无所适从。孔子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孔子对“人的发现”，集中体现在“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那么君子承载的也必定是孔子的思想内核——仁。所以理解孔子的“君子不器”思想，必然也要归结为“仁”的思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孔子的思想是关于人的学问，他认为不仅要关注人的物质利益，而且要超越这种物质利益，生命的本质在于精神价值的提升和超越。孔子从来不把人当作自然物对待，他没有把生而具备的生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去定义君子，“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所为人的本质特征，当然更是君子的特征。正因为“仁”不是天地生就的，而是自我成就的，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了“为仁由己”、“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也就是修己以成仁。

孔子反复强调道之重要性，“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道，就是人生必由之路。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 “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道，乃是人生的本质；仁，又是道的核心。孔子的“仁”源于他对历史的研究与对实践的观察，然而“仁”所讲的却不是“形而下”层面的事，它是一种“形而上”的人道理想。 “仁”看作人的志向、品德的依据，而“为仁由己”以及“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断语，正可以说明“仁”的品德能否实现，是决定于人的内心的。余英时先生说：“由于君子的本质是仁，故君子之道，事实上即是‘仁道’”。君子“下学而上达”，就是要追求人之道，也就是达于仁的境界。“君子不器”就是要君子修身以达仁。道是提升精神境界的根本，生命的真谛。孔子的思想出发点就是修己安人，修己的过程无疑要约之以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符合礼是君子之为君子的要求，以礼修己就是“器”，但君子不能满足于此，必须进而做到“不器”，那就是法之于内心，即孟子所说的“掘井及泉”、“求其放心”，他律是器的状态，“从心而不逾矩”才是“不器”的境界。仁者无成名。正是这“学无常师”、“从师而不囿”之仁者，才永远是不可规定、无定型的道。这即是“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四)

通过以上我们对“君子不器”的简要解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前人先贤关于“君子不器”的思想都是围绕“器”来解释,无疑是抓住了思想的核心,但他们囿于包咸的“器之为器皿”的解释,认为“不器”就是说要君子成为全才、成为“无所不施”的通才。其实孔子心目中,君子从来都是理想人格的代表,承载的必然是他的思想的核心。因而“君子不器”肯定不是讨论才专与才博的关系。

二、“器”乃是一种人格状态的抽象，是一种“以礼修己”的人格表征。“不器”是说君子必须超越他律的“以礼修己”的范畴，而去追求形而上的的为器之“道”。具体的说，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必须达于“仁”，正如器与道的相对，礼与仁也是相对的范畴。因此我们可以说以礼修己是器，以仁修己就是道，也即“不器”。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不器”就是要达于率性之道。在今天，人格价值的逐步物化，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器”化了。固然我们可以自豪的宣称，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但我们也许永不该忘记人之为人的道。“不器”的内涵无疑在今天该有所不同，但孔子的“君子不器”之精神却是我们共同的人生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