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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器”浅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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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名夷吾,春秋初期政治家,曾和召忽事公子纠,因齐国内乱,公子纠在与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的侯位之争中被杀,其后,召忽死之,而管仲请囚。后来,经鲍叔牙言于桓公而为相,也因此而相桓公霸诸侯,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管仲被桓公尊为“仲父”。管仲的生命历程,在事桓公成就霸业的漫漫程途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其生命之光耀呈现得完整而灿烂。但这样一个成就事功的人,孔子对其是矛盾的。一方面是“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一方面又是“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讥讽管仲器小,甚至道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的愤慨之言,可见其旨意深厚。程子(程颐)曾说:“奢而犯礼,其器之小可知。盖器大,则自知礼而无此失矣。”但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被桓公称为“仲父”的管仲,建立如此卓越的事功,桓公因此而使他位高禄重,管仲有三归、反坫,似乎不应错在其自身吧。所以孔子指其器小,不是如一些《论语》注疏中所说的器量小,当然也不能理解为其缺乏专业技能,而只能与“礼”相连,器小就是指其违背礼。则可推论“器”与礼必然相关。至于以瑚琏之器喻子贡,当然更是和礼有关,瑚琏乃庙堂祭祀之器,子贡是孔子的著名门生,孔子以器许之,意思是子路知礼。

其实生活现实中的人们,总是以一种器的状态作为存在的具体表现的。这不仅表现我们为物所役,为物所囿,更多的是人们往往不能把握“人之为人之道”。管仲、子贡固然在外在的表现上看是成功的,但管仲之所以成就功业的动力并不在其自身,没有在“外王”的同时,做到“内圣”,所以孔子言其“器小”。子贡倾心向学,知书达理,表面看来可以为庙堂之器,但他也不知道为器的根本,没有体悟出礼的背后的”仁”的核心,徒具礼之表征。在孔子看来,君子应该不断完善自己,以求达于“不器”,做到不为物所囿、所役。

通过以上解读,我们发现“器”在《论语》中喻人时,应该是一个人的守礼克己的状态。那么“君子不器”是说的什么意思呢?《礼记•学记》中的“不器”,可能为我们解读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郑玄注:“谓圣人之道,不如器施于一物。”

孔颖达疏:“大道不器者,大道亦谓之圣人之道也,器谓物堪其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圣人之道宏大,勿所不施,故云不器。不器谓诸器之本也。”

如果说,器是一种礼的外在状态或修身的某种表征,那么不器就是对这种状态的超越。不器乃诸器之本,那就是统率器之道。“君子不器”,不是说君子不守礼,而是不能满足于知礼克己的表面之器,而用该去追求那超越于器的道。道与器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根本范畴,《周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不器”就是要我们不要停留在形而下的水平,而应该去追求形而上的道。即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不器”是君子的特征,是君子应该具备的道德人格。

(三)

以上我们虽然解读了“不器”的文本意思,“不器”乃是君子之道德人格,但“不器”的思想内涵到底是什么?思想研究从来都只能也必须从思想家本身那儿找答案。如果我们说“君子不器”是说君子在人生追求中必须超越器的状态而达于道,那么什么是孔子所谓的道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孔子的“君子观”。“君子”一词在西周指贵族。《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郑玄曰:“君子止谓在官长者。”到了《论语》“君子”一词又兼具“有道德的人”,即与“小人”相对,逐渐成为“有德者”与“无德者”的称谓。《论语》中“君子”一词凡107见,构成了完整的君子观,对后世人格塑造影响巨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部《论语》,一言以蔽之:君子之论”。从这些活生生的“君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治世主张、道德品评、价值取向、人生格调。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君子”是孔子载道的工具,是其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人生标准的载体。

孔子的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代。当时社会关于人的状况是:一方面,由于自殷商以来中国社会的最初分裂所带来社会分化,使很多人降入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虽然也有站立的人身,会说话,却被当作“物”类,任人役使,任人宰杀。另一方面,春秋时期伴随着制度转轨,社会上所呈现的是王室衰微,上下僭越,诸侯纷争,礼崩乐坏的动荡局面。“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生在这样的危时乱世,不仅个人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就是整个社会也因为面临新的抉择而让人感到吉凶难测、无所适从。孔子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孔子对“人的发现”,集中体现在“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那么君子承载的也必定是孔子的思想内核——仁。所以理解孔子的“君子不器”思想,必然也要归结为“仁”的思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孔子的思想是关于人的学问,他认为不仅要关注人的物质利益,而且要超越这种物质利益,生命的本质在于精神价值的提升和超越。孔子从来不把人当作自然物对待,他没有把生而具备的生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去定义君子,“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所为人的本质特征,当然更是君子的特征。正因为“仁”不是天地生就的,而是自我成就的,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了“为仁由己”、“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也就是修己以成仁。

孔子反复强调道之重要性,“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道,就是人生必由之路。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 “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道,乃是人生的本质;仁,又是道的核心。孔子的“仁”源于他对历史的研究与对实践的观察,然而“仁”所讲的却不是“形而下”层面的事,它是一种“形而上”的人道理想。 “仁”看作人的志向、品德的依据,而“为仁由己”以及“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断语,正可以说明“仁”的品德能否实现,是决定于人的内心的。余英时先生说:“由于君子的本质是仁,故君子之道,事实上即是‘仁道’”。君子“下学而上达”,就是要追求人之道,也就是达于仁的境界。“君子不器”就是要君子修身以达仁。道是提升精神境界的根本,生命的真谛。孔子的思想出发点就是修己安人,修己的过程无疑要约之以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符合礼是君子之为君子的要求,以礼修己就是“器”,但君子不能满足于此,必须进而做到“不器”,那就是法之于内心,即孟子所说的“掘井及泉”、“求其放心”,他律是器的状态,“从心而不逾矩”才是“不器”的境界。仁者无成名。正是这“学无常师”、“从师而不囿”之仁者,才永远是不可规定、无定型的道。这即是“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四)

通过以上我们对“君子不器”的简要解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前人先贤关于“君子不器”的思想都是围绕“器”来解释,无疑是抓住了思想的核心,但他们囿于包咸的“器之为器皿”的解释,认为“不器”就是说要君子成为全才、成为“无所不施”的通才。其实孔子心目中,君子从来都是理想人格的代表,承载的必然是他的思想的核心。因而“君子不器”肯定不是讨论才专与才博的关系。

二、“器”乃是一种人格状态的抽象,是一种“以礼修己”的人格表征。“不器”是说君子必须超越他律的“以礼修己”的范畴,而去追求形而上的的为器之“道”。具体的说,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必须达于“仁”,正如器与道的相对,礼与仁也是相对的范畴。因此我们可以说以礼修己是器,以仁修己就是道,也即“不器”。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不器”就是要达于率性之道。在今天,人格价值的逐步物化,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器”化了。固然我们可以自豪的宣称,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但我们也许永不该忘记人之为人的道。“不器”的内涵无疑在今天该有所不同,但孔子的“君子不器”之精神却是我们共同的人生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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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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