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学会包容，世界要学会包容，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元的。2005年11月12日，在浙大永谦活动中心，举行了一场高端对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国际上著名的新儒学大师；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作者，世界十大最优秀管理者之一；前者研究儒学，后者研究管理，两人却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共同的东西。杜维明很惊讶，像彼得·圣吉的西方学者，居然对东方文化里的东西也有很好的理解。儒学里有糟粕，有精华，那么，我们今天继承的到底是不是儒学里真正优秀的东西？彼得说，社会是一个系统，学习型社会就是社会的系统学，世界就像一个蛛网，是交织的，多元的，互动的……

全球已像一个蜘蛛网

彼得·圣吉：我自己的学术背景、特别是我学习的大学，研究的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尤其是通过因特网，全球就好像一个蜘蛛网一样全部交织在一起，复杂度自然越来越大。

以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来讲，我吃的东西、我的车、我用的东西，基本都来自于地球另外的地方，而不是美国制造的。我每天早晨吃的东西从世界各地运到我买的地方，都有2000英里之远。比如刀豆，近年来价钱已经在降，下降了大概75％。对于我这样的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但作为生产商来说，是最不好的消息。现在咖啡也是一样，现在的售价已经是其成本的一半了。

全球的互动性越来越明显。即使我在做学生的时候，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这种全球的互动和相互依赖已经愈演愈烈，但看看人类未来的生活，一般人的生活，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相互依赖，这不能不重视……

我也意识到科技系统渗入到社会系统的种种现象。也就是系统的互相依赖性和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进入了人的思维习惯、思想方向，这是20世纪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我到了MIT（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以后，找到了一个处理复杂系统的导师，发现工程系统和社会系统有极大不同。更领会到，人对社会的认知，构成了人创造世界的认知。

集体智慧可能来自8个、10个思想者，这种思想完全超过个人思想。以全球食物系统来看，今天各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民间企业人员、工作者，了解到世界的粮食问题多么严重，但极少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做。

所以，今天我来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来看大家对集体智慧的生成和影响的重要性，我现在非常坚信集体的智慧远远高于个人智慧。

比如我们今天关心的问题是一个社区作为整体，其智慧如何提高，这就是今天的对话的意义。另外，学习型组织怎样能提高集体智慧上，给大家做一个说明。至少在西方，人们还不很理解，学习型组织怎样提高社区整体的智慧。

在我们的社区，很多人把它当作一种学科，但认识到关于人的远见、愿景却非常少。原因是人的远见、见识、愿景并不来源于科学，而是来源于艺术。以我的观点看，西方人有许多关于科学、工程的进展，但在人文方面的进展远远不够。

比如20世纪著名的画家毕加索说，艺术品真正发生的那一刻，是这个艺术家真正的见识，是他信仰的愿望。从那一刻开始，他才开始了真正的创作。

对于真正的人文系统创造来说，思维很重要；第二是创作的过程；第三是创作的方向。

人都有想创作的冲动和想法，特别是一群人在一起，如果通过系统，能有原则地知道这些人创造的过程，很让人兴奋。

强势的个人主义非常可怕

杜维明：一年前，有一个机会，我认识了彼得·圣吉先生，沟通之后我很惊讶，因为我从事中国哲学思想，从事儒学，却从来没有和企业家进行过深层次的对话。

我们考虑的问题都含有人文的含义。了解了彼得·圣吉先生的思想后，我觉得关于团队学习、个人学习、系统思考、心智模式等等，学习型组织和儒家家庭成员很相像。

我确实也认为这个社会相互沟通、相互影响越来越频繁，但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心智模式，是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带来的意识形态，这种启蒙心态是最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受到这样的影响。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契约社会，自由、理性、法制、个人尊严，都是启蒙心态所衍生出来的。

而启蒙心态，其中最大的盲点之一，就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终极关怀照顾不够，因为它是强势的人为中心的主义，一方面是宗教精神世界理解不够，对自然有一种掠夺和矛盾冲突。

第二大盲点是没有全球社群理念，虽然法国大革命的三大精神自由、平等、博爱为人所知，但没有突显。

另外第三它是强势工具理性带来的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主义心态，认为人类发展突破了人的宗教、信念，到了科学中心主义。把哲学当作过时的形而上学，所有理论必须量化、必须看得见摸得着，必须是务实的，实用的，有价值的。

另外是一种强势的具有侵略性的个人主义。从西方现代化到全球化，最了不起的大贡献就是人的智慧、价值、理念得到实现。个人的潜力可以得到最大发挥，极少数人可以在社会上起极大的作用，个人尊严、潜力充分挥发，但具有强势的个人主义非常可怕。

21世纪的领导，企业的领导尤其是跨国企业的领导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期待这些精英在21世纪除了能够集聚经济资本，还能够集聚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就是要搞对话，要靠会谈，要靠面对面的沟通，要有共同的愿景，要能够对自己的心智模式有深入的理解，在学习中发展自己，发展社会，乃至发展世界。

除了可量化的技术能力以外，必须还要发展文化能力，文化能力和人文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历史使我们成为有记忆的人。中华民族是极少数有古有今、源远流长的文明，可鸦片战争以来的166年，我们的集体记忆越来越短，10年就已经感到很长了，而且开始集体健忘。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国，有很大的动荡，很大的变革。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每5年就有很大变化，集体记忆有传统断裂。所以，除了科学技术的能力，我们还要培养文化的能力，培养历史意识。除了智商以外，还要培养情商、伦理智慧。市场经济使得财富增加了，如果社会也变得市场化，家庭也变得市场化，学校也市场化，宗教也市场化呢？我参加了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高峰会议，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市场化的社会会造成很多困境。因此，除了物质条件外，我们要重视精神价值。

假如我们最好的企业家都成为经济动物，而且除了经济利益外没有社会关怀，不关心政治、不参与社会、不注重文化，注定就是悲剧。

这也是康德在哲学界提出的大问题。康德有三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海德格尔一直关注的何为人的问题。我和彼得对此都非常关心。

学习组织的价值，如何自我超越，不仅是使企业家成为成功的经济人，而且也成为有责任感、同情心的企业家。

通过学习型组织，使我们的国家变成学习的组织，最终目的是使我们达到可以对话的文明。

以市场经济指导人的价值非常糟糕

彼得·圣吉：过去3天来，我们的会议在安徽天柱山进行，我的感受很深刻。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以市场经济作为宗教指导人的价值，是非常糟糕的。整个市场是个人的反映，市场经济崇尚利益最大，每个人都在寻求看得见的利益，什么都用利益来衡量。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两个人一见钟情，这个难道也是经济的行为么？当然不是。

当然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社区。在我简单的头脑中，一个社区应该是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中，每个人有机会让社区变得更好。

从你的深厚的人文基础、儒家思想来看，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建议全世界商业人士，把自己从经济动物转变成社会动物，成为具有关怀精神的人，尤其是对中国的企业家。

杜维明：我接触了一些企业家。在他成功以后，开始追求人生意义，我的精神家园是什么，我的精神价值是什么，在他们心里的考虑，比他们的事业更多。这些观念的出现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中国。经过那么多的动荡，那么多价值被摧毁，我们一直向西方学习，而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启蒙心态，启蒙的科学主义的价值。它在我们的文化心里结构中，比重最大。这很容易理解，西化已经是我们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所有的专业中，物理化学生物中，政治经济宗教社会都是从日语中翻译过来的，都是外来的。我们生活的积习，很大一部分都受这个影响，人际关系也受到负面影响。如何把这个影响变成正面影响，很重要。坚持五四精神，把最好的价值带进来，很重要。

我主张彻底抛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简单、二分的思维方式。因为如果单纯中学为体，中学就变成无用之体；单纯的西学为用，西学就变成无体之用。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将自由、平等带进来。如何把中学的体、用和西学的体、用进行平等的对话，是我们的大课题。

我觉得学习组织作为可操作的，可以在企业中实施，学习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赚钱之后创造更大的愿景，精神层面的东西，对西方物质狭隘主义进行批判。这才是真正的对话，相互参照的对话。

彼得·圣吉：问题二，我们现在碰到另外一个问题：人类有了危机感。有学者希望通过开发中国传统文化，来应对这种困境。开掘这种文化需要多少时间？最危机的是生态环保问题。我们期待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和机制模式，来应对人类的困境。

杜维明：我不相信任何大国可以对这个问题予以解决。人类所有的精神资源，面对西方的挑战，都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回应，后现代的回应、唯心主义的回应、生态环境的回应……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源。儒家可以提供参照非常宽广的人文精神，人类和自然永久和谐。这是一种共同的愿景，即使在现在冲突、动荡的社会中，有没有对话的可能，与儒学有没有起步有很大的关系。

从各个方面来看，政府、企业有各自的空间，企业家的视野很宽，如果还能从个人学习和个人努力对宽广的人文愿景进行落实，实现的可能就非常大。学习组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思路。

还有倾听，中国传统圣人的“圣”，是从耳从口的，孔子说六十耳顺，就是到这个时候能够听到很多声音。对话要靠倾听，对话的前提是“我愿意听”，我要用这个机会拓展自己的视野，增加反思的能力，探讨我们有没有共同的愿景。

人的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的傲慢主义。

就整个世界来说，并不是平等的，资源、权利都是不平等的。在此基础上，怎样对话？儒家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越能掌握资源、信息的个人、群体、国家，越能够给人类的福祉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