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区奔走，面临的是崎岖的道路、陡峭的山体，体力消耗之大，男士都不免倒吸一口凉气。贺丽萍说，她曾经从山下到山上，连续两个小时不停地爬，再一个多小时连续下坡，途中小腿都在发抖。

翟凡、贺丽萍是乐施会四川地震救援与重建项目组中仅有的两名女性。

5月6日，记者在京见到从成都匆匆赶来的翟凡，本想约个采访，可她行程很紧，7日已有安排，8日就必须赶回四川，没有约成。

5月11日，记者致电贺丽萍，听筒里对方的声音透着嘶哑：“我现在在雅安访点，请稍后打给我可以吗？”

虽然是柔弱女性，但对于翟凡和贺丽萍，灾区一线的奔走却是常态。翟凡说，虽然她的工作主要是监督和管理项目组，但她通常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走村串户；而贺丽萍作为一线项目工作人员，东奔西跑更是家常便饭。

在灾区奔走，面临的是崎岖的道路、陡峭的山体，体力消耗之大，男士都不免倒吸一口凉气。贺丽萍说，她曾经从山下到山上，连续两个小时不停地爬，再一个多小时连续下坡，途中小腿都在发抖。“不敢相信自己能爬这么高。”

相对于危险，劳累只是最基本的考验。去一线访点，随时会遇到山体滑坡、巨石滚落；在青川时，4级左右的余震，她们几乎每次都遇到。

受灾群众愿意实施怎样的重建项目？翟凡她们采用的方法是，村民分别列出一系列自己想做的项目，然后由集体投票表决，获得票数最多的项目优先执行。“我们在开村民会议的时候特别注意了社区性别。”贺丽萍说，在当地，女性一般在家“主政”，外面的事情由男人做主。一个家庭最需要什么来维持生计，女性更为清楚。“因此我们在确定项目时，必须保证女性的发言权和投票权。”

令翟凡和贺丽萍兴奋的是，在重建项目中，她们摸索出了保证基建质量的妙法。比如有个修路的项目，她们委托给施工方操作，却没有请工程监理，而是将工程概况对村民公示，标明道路标准、监督机制，施工全权交由村民监督。村民明白这是他们自己的路，而且有较多的村民常年外出做建筑工，具备基础的工程辨别能力，因此施工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村民都十分积极地及时向施工方提出整改意见或向她们汇报，对施工质量起到了有效的保障。

在她们执行的若干个项目中，最特别的一个当属乐施会与成都市妇女联合会联合实施的“贫困母亲爱心互助生猪养殖”，这一项目解决了贫困母亲们的生计问题。

记者了解到，这个项目的地点是彭州市新兴镇狮山村。“5·12”地震中，狮山村832户村民不同程度受灾，其中162户、336间房屋倒塌，670户、4074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死亡10人；山地鸡养殖基地和鲟鱼养殖基地受灾严重。村里的灾区地质和生态环境非常恶劣，在汶川地震前，狮山村也经常发生塌方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两个村与外界的交通经常处于不确定状态，还有一些自然村组不通汽车，大多数地区只有唯一道路与外界相连，地震前两村较为贫困，以传统农业为主，男性劳动力60％以上外出打工。

经过项目组的评估，灾区贫困母亲普遍存在文化素质低、致富手段弱、家庭项目少、持续发展难等问题，但她们大多对生猪养殖有长期丰富的实践经验，参与积极性高，迫切需要通过自力更生解决生活中孩子上学、家庭维持生计等突出问题，因此这一项目应运而生。

翟凡说，第一期的项目已经资助了40位贫困母亲，每人由乐施会免费提供两头仔猪和两袋饲料，并定期有专人负责技术培训。目前第一期的绝大多数猪都已卖出，每个家庭大约可以获利3000元。项目约定，盈利的家庭，每期结束时要提供600元来资助下一期的参与者。

虽然第一期效果尚可，但是接下来的第二期则要暂时延期。贺丽萍说，这主要是因为猪价的下跌和甲型Ｈ1Ｎ1病毒的肆虐。“出于为灾民生计考虑，不能让他们承担过大的风险，遭受二次打击。”她说，这是NGO实施项目的一个原则。但长远看，这个项目亮点很多，她们依然很看好。

贺丽萍说，政府在救灾中的魄力、效率和执行力让她深感自豪；而在震后的产业恢复中，应充分倾听村民的声音，加入减灾防灾、环境保护和生态经济的视角。但生态经济并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农家乐或乡村旅游。“我的一个担忧是，四川重建不能总打悲情牌，乡村的生态美景才对都市的人们有最强大的吸引力，才可做到可持续增收。”

“NGO就是一群有理想、有热情的人。”翟凡说，她负责的四川项目组是地震“震”出来的，这一“震”，她和她的团队就第一时间冲到灾区，并坚持到了今天。

已经安家北京的贺丽萍，为了灾区重建，已经4个月没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