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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反响不是我的写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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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龙应台是2005年上海书展最亮的亮点。因为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野火集》(二十年纪念版)和《孩子你慢慢来》(十年纪念版),依旧是言之有物的好书。8月5日清晨,龙应台带着她的新书与媒体记者见面。

  此次重新编整后推出的《野火集》,除了保留作者当年的“野火”文字,附加了作者对此文的感言,或对当时时代背景的补充说明,或观照了对文章产生的现实意义。并邀请二十位华语文学名人如柏杨、余秋雨等,为文或追忆或评析走过“野火时代”的台湾。

  《孩子你慢慢来》(十年纪念版)里,龙应台作为一位母亲,与生命的本质和起点素面相对,“跋”中,20岁的大儿子安德烈和16岁的小儿子以不同的视角回应了对母亲的情愫。

  ◎关于《野火集》再版

  “这本书的影响在公众的良知方面可能更重要。”新京报:《野火集》的再版有何意义?

  龙应台:《野火集》绝对不仅针对政治,我在离开台北的时候,有一个中年妇女从高雄带了20个伙伴来台北看我。在20年前,她只是一个带三四岁孩子的家庭主妇,是因为看《野火集》,她才发现,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事情,所以就这么一个带小孩的家庭妇女,她在20年前开始主持环保组织,从最小的环保组织在10年之后或20年之后,发展为全台湾影响力最大的环保组织。

  所以《野火集》这本书,你要说影响的话,在公众良知的方面可能更重要。

  新京报:20年前出版《野火集》与20年后再版有何不同的遗憾?

  龙应台:20年前的版本,写文章的我,就像红苹果里的一条虫,因为当时的台湾,文章无法影响社会的大多数人。我当时认为要改变这个体制的话,必须影响中产阶级。结果写作策略是非常迂回的方式,为了让开计程车、买菜,被排斥的人都能够看到。我当时被写地下刊物的人攻击,他们说“你是假英雄,问题的核心你都不敢讲啊,你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所以遗憾的是,在当时你不能为自己做任何辩解。

  现在的20年纪念版,我没有什么遗憾,我并不想被当成文化英雄———因为没有任何人,或者没有任何一朵花,能背弃她的土壤。我之所以写作,可以发挥作用,是因为那个社会,它其实在等待,等待“野火”出现。

  新京报:不少人说《野火集》和《孩子你慢慢来》给人的感觉不是出自一个人之笔?

  龙应台:其实你看得出《野火集》的作者,是对它所处社会的人有最深的关怀和关心,才会去写《野火集》。

  《孩子你慢慢来》只不过是对你身边人的关怀,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很多人觉得说这两本书是男性写的,我觉得《野火集》只是女性可以写出来的。男性做评论,会比较有负担,会考虑到是否影响仕途。恰恰因为是女性,我对这些毫不在乎。

  ◎关于文人仕途

  “文人从政很容易变成一场灾难”新京报:20年前,你可能比较“愤青”,现在性格似乎变圆滑了?

  龙应台:毕竟这20年不是白过的,尤其是从政四年,就像看一个钟表,不是看到时间怎么样,而是看到后面的齿轮是怎么回事。像我这样一个人,进入一个旧的官僚体系,其中有很多格格不入的情况。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文人从政的后果。

  龙应台:一个知识分子很容易清高,而且看起来非常独立地做批判,但是我觉得最后的关键是,当同样一个知识分子,把权力放在他手上来测验,才能检测出人品如何?很多人是经不起考验的,完全经不起考验,这一点我有深刻的体验。

  文人脑子很大,觉得自己的思想是最高的,而且一般比较固执,如果文人从政,权力特别大很容易变成一场灾难,绝对是灾难,文人做领袖都会有灾难性的结果。总之,知识分子进入的权力体制,是最严峻的考验。

  ◎关于教育下一代

  “首先要培养孩子独立看问题的能力”新京报:你怎样教孩子做人?

  龙应台:我小儿子十一岁的时候,我在台北市做“文化局局长”,曾经有一个运动品牌的厂商捐给我8000双运动鞋。

  有一天小儿子回家了,我说带他去买鞋,而且说了因为认识老板会打8折、5折之类的,孩子一边换鞋出门一边说“你这是腐败。你现在带自己的孩子去买那个鞋子,就是把公共资源用在自己身上。”这就是一个11岁孩子说的话。听完后我如醍醐灌顶。

  孩子的教育,不只来自父母,他在学校、社会接触到的知识和人物都会影响他的成长。如果当时我说“没关系我们就去买这个鞋子,反正有好朋友帮忙”,那他就会得到另外一种不好的教育。

  新京报:目前大陆很多青年比较向往安详一点的日子,很少有人愿意站起来呼吁,我不知道你对这些学生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龙应台:在台湾这样的青少年叫“草莓族”,鲜艳美丽,但软绵绵的。不愿意负责任。以台湾作为例子来说,我看到台湾的三代人,前一带是在战争贫穷跟流离失所的情况下,白手起家,牺牲自己成全下一代,我这一代就是被成全的一代。现在的青年是第三代。

  我想一个社会里一定要有狂欢的人和清醒的人。比如一百个年轻人参加狂欢、听音乐、喝酒,可是到了清晨3点钟,总要回家,开车的人必须要清醒,如果一百人里没有一定比例清醒的人,那就没人开车了。所以,负责任跟清醒人的比例越高,这个社会越进步。

  新京报:你认为最重要的是把什么价值观传递给孩子?

  龙应台:首先培养他独立看待问题的能力,让他自己决定做什么,第二是给他思考的方式,还有各种语言的能力,当他有这种能力之后,需要什么价值观他可以自己去争取,他自己会有批判能力,他看作品会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东西是他不能认同的。

  一定不能只给他一把钥匙,而不给他一个宝库。

  ◎关于写作

  “只有为个人写作才能出佳作,社会反响不是我的目的”新京报:余华说过写作与其他人无关,但是你的作品里却不只是关心你个人。

  龙应台:我觉得他的观点完全正确,我的写作也并不违背这个观点,只有为个人写作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卡夫卡在1914年8月2日的日记,上面一行是战争爆发了,下面一行是他下午要去游泳,所以他的写作完全是为他个人的。

  但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有普遍参照的价值,会感动人,跟他完全无关的是在他思想的深刻,感情的成熟,跟他自然而然写出来的东西。换成我,我关心社会的发展,我坚持我要在一个文明、有尊严的环境里生活;我坚信,没有人可以剥夺我的政治生活,我是这样一个人,跟卡夫卡不同性格的人。

  其实不管《野火集》或《孩子你慢慢来》都是为我个人写作,只是写完之后,造成的外在影响翻天覆地,根本不是我的目的,我就是想我怎么写,出来之后就独立了,社会反响不是我的写作目的。

  新京报:接下来你有什么新作要出版?

  龙应台:应该是有一个关于城市文化这方面的书。

  这几年我对大陆也做了观察,包括文化遗产处置的方式,包括在北京为了2008年奥运改变的风貌,包括上海的规划,我都做了一些浅薄的观察。

  ■新作自白

  《野火集》要过20年之后,才被人记得。

  躲在大变迁的角落里,看现状。

  在20年前,有压制的社会,这本书的出现很勇敢,在那样一个时代比较容易出现英雄,但现在想要再出现英雄就不容易了,所以这次能出版,事实上是在讨论,一个社会从封闭走到开放以及到开放社会之后面临的挑战。

  《孩子你慢慢来》我写了八年,从孩子八个月的时候开始,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候写的,书出版之后,我自己没有预料的时候,自己的书竟然变成一个,不仅是是畅销书,而且是常销书。

  那这本书中说到的两个孩子截然不同。在为书写的“跋”中,为大儿子文章翻译时一面翻译一面哭,然后翻译之完,还要检查,每检查一遍还要哭一遍,真是受不了。

  ■人物

  龙应台,作家、社会批评家、思想家。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

  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1985年,她的《野火集》在台湾出版,干草烈风,燎原之势,不到一个月再版24次,“野火”成为那个时代台湾的集体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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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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