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听起来只是一个“堆”，其实它是古蜀国文化的重要遗存。在这次“三星堆古玉石文化研讨会”上，几位专家提出了“中华文明受到古蜀国文化关键影响”的论述，会议的组织者钟鸣更是强调有必要“重写文明史”。

三星堆最早有文字？

一些与会者相信，夏的开国者大禹就出自绵阳北川。他的名字和“蜀”一样，都与“虫”有关，古蜀王“蚕丛”的名字也说明了“虫”曾经是蜀人的图腾。这样的观点在学术界并不罕见。如今，钟鸣把这个观点继续向前推演，认为在古蜀国和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古蜀国处在优势的地位。他甚至将夏文化与古蜀文化合在一起，称作“夏蜀文化”。

钟鸣表示，“中华文明五千年”没法避过夏的问题，但关于夏文明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直没有定论，我们甚至不知道夏代的文字是什么样的。钟鸣表示，现在考古研究者还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他们把“宝”押在位于中原的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上，结果在这里也没有发现文字。但是，他们却在三星堆发现了文字，只是“文博界”始终没有承认这一点而已。钟鸣认为，在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个“H”符号。有些民间研究者认为，这个符号其实就是“风”姓氏的异体字，也就是“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钟鸣还表示，专业考证的三星堆的时代上限比夏代早了700多年。从玉器上比较，同时期的三星堆玉器比二里头的玉器精美多了，说中原文化影响了古蜀国，就好比1000年后的人说伊拉克的科技影响了美国一样，是站不住脚的。

玉上自有“蝌蚪文”？

与会的北京大学汉语言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保亚表示，在以殷墟为中心的中原地带一直没有发现图画和文字并存的前文字状态，但在三星堆文化的玉器上却出现了图画文字并存的前文字状态。

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的“玉石文字”受甲骨文的影响，陈保亚认为这种说法会遇到困难，因为三星堆文化的“玉石文字”还处于图画和文字并存阶段，在形态上比甲骨文要早，或者说要原始。

在他看来，三星堆文化的“玉石文字”可能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它是当地民族语言的原生记录形式，类似现在的彝族的彝文、纳西族的东巴文或哥巴文，一直在中原文化之外存在，直至消亡；另一种可能性是，它是甲骨文的早期形态，后来进入了夏文化，并到了商人的手中，这种方法更加成熟，出现了甲骨文。他指出，后一种可能性更进一步肯定了夏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蜀夏文化”。

当然，这段看起来有“循环论证”之嫌的观点需要证据的辅佐。不过，这些证据基本上都是“民间收藏”，真伪难辨。

而钟鸣甚至拿出了更“爆炸性”的“证据”———三星堆发现了“蝌蚪文”。有一种民间流传的所谓“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一些民间学者认为其上的文字就是蝌蚪文，也就是夏的官方文字。但此碑已经湮灭，无可考证。而钟鸣认为，在厦门陈氏所收藏的这批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高49.5厘米的玺印，就是“大禹”家族使用的玺印。

印的底部有四字，对照清代马骕所编《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钟鸣表示这是传说中夏朝文字混合性的呈现。这枚玺印也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承认。

对于“古蜀文化造就中原文字”的说法，三星堆文化的“传统”研究者之一，四川省文学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剑华表示，古蜀国文化和中原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中原的影响大一些。在三星堆遗址里发现了一些中原的青铜尊、罍等青铜器，说明了中原文化对古蜀国文化的影响。

当然，古蜀国对于中原文化还是有影响的，比如禹就是从西羌来到中原的；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负责人、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中原文化影响三星堆文化没有总是这是客观事实，有很多资料你都可以看……”

三星堆文字缺确证

一直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博士王弘治表示，之所以说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因为它和以后的金文、篆书、隶书等可以形成完整的系统，有着清晰的发展规律，而之前的文字找不到这样的规律。甲骨文确实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至于中国“真正最古老”的文字是什么，学术界有几种说法，有人支持山东龙山文化的“丁公陶文”；有人支持金沙遗址黄金权杖铭文；还有人支持江苏高邮“龙虬庄”陶文。对于如何判断是否是文字，有两条标准:第一要抽象化，不能太像图画了；第二要连在一起，不能单摆浮搁。所以那个所谓的“风”字不能算文字。前面提到了三个发现都基本符合这两个标准，即使如此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总的来说，钟鸣把甲骨文的源头放在三星堆失之偏颇。更重要的是，王弘治表示，二里头文化遗址确实没有发现真正的“文字”，但三星堆也没有确实的证据有文字出土。

至于作为“学术论据”的“民间”三星堆文物收藏，王弘治表示那确实可能是假造的。难道真的有人会假造古文字吗？“这种情况太多了。”王弘治说。比如青铜器上就有大量的伪刻———这样的造假活动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了。他本人就曾怀疑一个被香港专家认定为真品的“传世”青铜器是假造的。实际上，别说这些传承不详的“传世文物”，即使是“出土文字”，也会面临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丁公陶文”，就面临“伪造”的质疑。

双方应该加强合作

对于“民间”和“文博界”研究的对立，王弘治表示，当前的学术条件下，在学术研究上“文博界”压制“民间”的可能性不大。现在中国古文字学研究氛围相当开放，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并不难，还可以在权威的网站上发表文章。“民间”学者过份强调“被压制”，实际上正是脆弱的表现，有点像热衷于挑战相对论的民间科学家。为什么其中还有不少学院中的“民间”研究者强调他们的观点被“学术权威”压制了呢？王弘治认为这确有可能，但这是针对个人的现象。

在他看来，“民间”的收藏者和研究者最应当做的是和“文博界”合作，具体的方式就是帮助“文博界”找到这些“传世文物”可能的出土地点。甲骨文研究之所以能发展成一门科学，就是因为能够由政府组织科学地发掘殷墟。其实，从19世纪末开始，学者就开始收藏、研究甲骨文，但因为发掘不科学，给收藏和研究都带来很大麻烦。直到1928年，由当时的“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主持开始了发掘工作，才让甲骨文研究走上了正轨。

如果“民间”收藏者帮助“文博界”发现了新的文物出土地点，结果挖出了和他们的收藏品类似的东西，就可能说明他们的收藏是真的，这样对双方都有利，这是“双赢”的局面。很多收藏者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自己的东西是“独一份”才值钱。这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