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度牒制度，是封建政权管理道教教职人员户籍的一种特殊法制手段。这种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延续长达一千多年，是世界宗教史绝无仅有的，在道教史以及中国法制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政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种特殊历史产物。其实，这种制度来自早期原始道教的“宅录命籍”与“道宅科录”活动，只不过早期原始道教的“宅录命籍”与“道宅科录”活动只限于道教内部，不属于政府行为。而度牒制度乃属于政府行为，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一、早期道教的“宅录命籍”与戒籍制度

　　早在东汉末年，原始太平道就有“簿书录籍”的教制制度，在早期的道教经典《太平经》里就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当时的太平道在为道民传戒授箓的时候，要像地方政府登记户口一样来为道民受戒注籍，认为受戒后乃入神仙籍，即是天籍，可以得到上天神的管理：

　　故置善文于天籍，神仙籍与俗异录，当升之时，主籍之神及保人者乃知所部主，奉承教化，各有前后，不可自得。众神共治，务取合天心者。

　　《太平经》认为戒经只能传于善人，并作为上天神护佑的凭证：

　　天喜善人，不用恶子，宜思书言，其文具足，可以自护，必得天福。

　　其实，这就是原始太平道早期的戒籍制度，譬如《太平经》还说：

　　中有圣智，求索神仙，簿书录籍，姓名有焉。当复上为天之吏，案行人间。

　　又如：

　　过重使退，地记所受，姓名如牒，不得留止，处有空缺，下人补矣。

　　到祖天师张陵建立五斗米教团时，创立二十四治，每治设大治头，下设大祭酒、祭酒。受过戒的信徒称鬼卒，改治录籍，是称宅录制度：

　　民各投集本治，师当改治录籍，落死上生，隐突口数，正定名簿，三宣五审，令民名法。

　　五斗米道以师宅为治，乃是一种以师宅为中心的基层宗教组织。大治头、治头、大祭酒、祭酒等是一方的道官，管理道民的宗教活动。张鲁管理汉中时，这种制度属于张鲁政权的政府行为。到南北朝时，这种行为显然是违法的，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所以陆修静将其略加改动，称管理道民的教籍为副籍，朝廷的户籍为正籍，这样就使道教教制与政权法制的关系协调了：

　　道科宅录，此是民之副籍，男女口数，悉应注上。守宅之官，以之为正，人口动止，皆当营卫，三时迁言，事有常典。若口数增减，以注正命籍。

　　五斗米道还规定三会日道民必须到师治所登记检查“宅录命籍”，使新入教的道民入籍，而去世的道民消籍。陆修静这种革新的教制唐释道宣《广弘明集》曾评价道：

　　昔金陵道士陆修静，道门之望，在宋齐两代，祖述三张，弘衍二葛。郗张之士，封门受录。……意在王者遵奉。

　　陆修静革新道教“道宅科录”的措施，受到封建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但当时的封建政权并没有把这种教制法律化，也就是说，当时的“道宅科录”制度虽然得到封建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但封建法制并没有将其列入国家的法律规条，所以不会受到当时法律的保护。因此，北魏的寇谦之果断地革除了五斗米道的租米契录制度，限制道官祭酒在“道宅科录”活动中索取道民钱财，得到道民的拥护和封建统治的赞扬。这样，北魏政权开始对寇谦之革除了租米契录制度的道宅科录”给予法律方面的认同和支持，北魏皇室给予寇谦之传度弟子的特权，开始把原本属于道教本身的“道宅科录”制度进行政权法制化。北魏孝文帝太平十五年(491)秋曾下诏：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可招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

　　从此，道教传戒授箓活动受到国家法制制度的约束，政府开始对从事宗教活动的道士、女冠人员进行正统的国家户籍管理。

二、度牒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从隋唐开始，政府便对道教的录籍制度进一步严格管理，并派政府官员对道士、女冠受度活动进行严格监督，防止有滥收、做假行为。《唐书·百官志》载：

　　崇(元)玄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京都诸观命数与道士帐籍斋醮事。……两京度僧、尼、道士、女冠，御史一人莅之。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正月下诏，规定：

　　兑州置观寺各三所，天下诸州置观寺各一所，各度七人。

　　唐代对于道士受度入道正式列入法律规条，要求受度入道者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立文状条目”入籍出家。《唐会要》载在长庆二年(1822)五月敕：

　　诸色人中，有情愿入道者，但能暗记《老子经》及《度人经》，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经》情愿以《黄庭经》代入者，亦听。亦令所司，具令立文状条目，限降诞日内投名请试，今年十月内试毕。

　　《唐律疏议·户》对私度入道者以严厉制裁：

　　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即临之官私辄废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

　　唐代道教的戒籍制度开始相应的完善起来，道士、女冠受戒后要订立包括姓名、出生、籍贯、受戒时间、地点、法师姓名、宫观名称在内的“受戒盟文”以及要受戒者“修行供养，永为身宝”等等。

　　这显然是受唐代法制思想的影响。唐代从天宝八年(749)开始每年一度道士已成法律定式：

　　其年八月二十日，司封奏，每士籍每一载一度，永为恒式。

　　唐zf对于传戒授箓的法师也给予很高的政治地位，并规定具有传戒授箓资格的法师必须由朝廷选任，如会昌二年(842)诏令：

　　其年十月，敕传度道门法箓归衡岳道士刘元靖，可加银光大夫，充崇元馆学士，仍赐名“广成先生”。

　　唐代因老子姓李的缘故，道教一度受皇室的推崇，道教的人数不断扩大，从而使道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传戒授箓活动以及戒籍制度均受到zf法律的保护。

　　唐代末年因安史之乱，政府因为筹备军费而开始出卖度牒，从而使道教度牒制度成为封建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此法五代时即有施行。

　　应该说，道教度牒制度进入宋代才真正意义上具备成熟。宋代道士要取得度牒有三个途径：1. 通过试经， 仁宗天圣三年(1025)要求： “道士、女冠礼经三卷以上， 读经七卷以上者为合格试。”南宋绍兴二年(1132)依元丰法试道童，“念《道德》等经，四十纸为合格”。2. 特恩，即由皇帝专门拨赐的度牒。如宋代影响较大以及供奉神御、掌金宝牌、藏有御书的宫观，如：建隆宫、元符宫、九霄宝殿等；宋王朝也经常恩赐度牒给有影响的高道，如：陈抟、刘能真等。宋代逢国家大庆，如皇帝、公主、贵妃、太子等生日以及皇后、公主出家者，皆特赐度牒。宋皇帝又喜驾车巡幸道观，也常常特赐度牒。宋代度牒制度比唐代更严格复杂，如宋有诏曰：

　　自今若愿入道须本师与本观知事同诣长吏陈牒，请给公验方许批度。

　　若有私度者，“捕系抵罪”。宋初曾学唐末鬻卖僧道度牒，太平兴国元年(976)罢止。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起，又开始鬻卖僧道度牒，每年约六千道。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因国库空虚，为救一时之急，宋政府开始大规模鬻卖僧道度牒。此法乃是采钱公辅所言：“遇岁饥河，决乞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后世正式鬻卖度牒是自此开始的。其度牒由黄纸印制，伪造者甚多，故户部朱异始奏，至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令僧道改用“绫牒”。宋代度牒制度十分严格，国家定期要派官员勘验牒账：

　　道正司要勘验牒账，验明受戒道士的度牒；回收并上缴亡殁道冠的度牒，开具度牒遗失证明。

宋代道教的传戒制度日臻成熟，童行取得了度牒，两宋的法律便承认他入道了。一般人也认为他是道士，但在教内只视其为“预选道士”，真正要成为道士，还须通过披戴与受戒。《三洞修道仪》言，领取度牒后：

戴二仪冠，黄绶衣，七条素裙，七幅靸鞋。已而迁经法于使部大乘之内，精一帙。业成后受《初真戒》，称“太上初真弟子”，号白简道士。

　　披戴后的道士才能择时受《初真戒》。真宗咸平四年(1001)四月下诏：“道士、女冠依例，十八岁许受戒。”徽宗宣和元年(1119)十月诏：“天下州府道士受戒就神霄玉清万寿宫宫殿下坛上，在京道士只就在京神霄玉清万寿宫。”南宋宁宗十分强调童行必须在取得度牒后，才许披戴受戒。度牒制度成为宋代道士出家必不可少的法律手续：

　　凡宫观、寺院道释，籍其名额，应给度牒，若空名者越常数。

　　从宋代建立度牒制度后，金元明清几代沿袭未改。不过金代规定考试的经典更多：

　　道士、女冠童行念《道德》、《救苦》、《玉京山》、《消灾》、《灵宝度人》等经，皆以诵成句，依音释为通，中选者试官给据，以名报有司。……放度一名，死者令监坛以度牒中部毁之。

　　元代对私度僧道的规定更加严厉：

　　诸弃俗出家，不从有司体覆，辄度人僧道者，其师五十七，受度者四十七，发原籍。

　　到了明代，度牒制度发展到了高峰。应该说明初时，僧道度牒是免费发给的。但考试却很严格，私度因而激烈。明洪武九年(1376)，立善世、玄教二院。十五年，给僧道度牒。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者黜之。《明会典》记载：

　　僧道度牒钦以三年一出给，仍要各司考试能通过经典者，申送到部，具奏出给，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县申呈开设僧道衙门具保道，僧人扎付僧录司，道士扎付道录司考试，如果中试，就申吏部施行。

　　明代道教教团已将度牒制度列入其入教规条。如《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言：

　　凡道童自幼入玄门，习本教经书，长立果有道器者，如遇该年请给预先呈禀，道司申送请给。庶不乏人，是代代相承悠久之意。

　　当时的道教已将查验度牒作为宫观管理制度的主要环节，这在《天皇至道太清玉册》里有描述：

　　凡宫观当置一簿，名曰云水籍，如遇四方云游道士至宫观者，验其度牒，记其簿曰：某州某处，道士某人，几年几月几日至，如起单纪其：几年几月几日起单。恐有逃亡罪人隐名逸姓以累宫观，知无度牒者，或有公据贴文，亦当辨验，不可久留，当纪簿籍，恐官中挨捕逃亡罪人，以凭查照庶得无累。

　　明宪宗时因连年遭遇灾荒，几次鬻买度牒以救济百姓。宪宗成化二年(1466)三月，明礼部给僧道度牒以赈济饥民，这是明代出卖度牒史载之首见。成化八年(1472)准扬州巡抚张鹏请给僧道空度牒一万道，以买米济荒，虽一度遭到反对，但到了次年户部发给度牒十万道，以赈济山东，这样明代度牒制度开始泛滥。成化二十年(1485)十月给空度牒一万张，分送山陕地区，民有愿为僧者道者，诣避灾处输粟十石。结果到十二月预度了天下僧道六万名。武宗正德二年(1507)五月，因月蚀度天下僧道四万人。穆宗隆庆六年(1572)准礼部印发空头度牒通行各处召纳。如有来京请给者，赴户部纳银五两发号纸，送礼部给牒。明代后期曾一度严肃度牒制度，如武宗正德十六年(1522)，严禁私建庵院寺观及私度出家入道；神宗万历元年(1573)敕王城御史，令游食僧道回籍，禁私自簪冠及不着本等冠服者。但这已经太晚了，难以控制局面了。纳费发牒之举，直至明末为止。

三、度牒制度的终止

　　度牒制度到了清代开始走向没落。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以藏传佛教为其国教，而汉传佛教以及中国本土的道教一直受到排挤；另一方面是因为清初许多士大夫抱亡国之痛，不愿意剃发为胡，为保持汉文化传统，乃甘愿出家为全真道士；再一方面是清皇室及贵族一直对当时的道教看法不好，认为道教鄙夷不堪，故将天师地位一贬再贬，并几度免其进京觐见，使道教上层与封建政权逐渐失去联系。加之度牒制度本身乃前朝几代为汉传佛教与中国本土的道教所制定，清政府对二者这样的态度，是导致度牒制度走向没落的主要原因。满清一入关，就开始加强对佛道二教的管理，在《大清律》有明文规定：“未得度牒私自剃度僧尼、收纳道士女冠者，杖八十。”

清初太宗天聪六年(1626)，便有严禁僧道簪剃出家之事；太宗崇德五年(1641)，才准僧道纳银送户部，随给用印度牒；顺治二年(1645)便有内外僧道给度牒，以防奸伪，并停止纳银之例，但并未彻底执行；顺治九年(1653)谕：

　　僧尼道士已给度牒者，务恪守清规，用本等衣帽，住本寺观，如为领度牒私自为僧尼道士者，及用喇嘛衣服往来者，照例治罪。

　　顺治十五年题准：

　　直省僧尼道士已经给过汉文度牒者，尽行查缴送部照数换给汉满文度牒，并确查先年已纳银者换给新牒，未纳银者，纳银给牒。

　　足见顺治二年所定停止纳银之例，并未彻底。清康熙十五年(1676)规定：

　　凡有私度者杖八十为民，顶名冒替者杖四十，僧道官革职还俗……

　　不管清政府怎样排挤佛道教，但是僧道人数却不断增加，泛滥情形日臻严重。故乾隆二年(1737)便下谕到：

　　朕之酌复度牒，以僧道太繁，贤愚混杂。其中多童稚孤贫，父母主张出家，非其所愿。亦有托迹缁黄，利其财产，荡检逾闲。甚至匪类作奸犯科，不得已而剃发道装以避捕诘。藏垢纳污，无所不至。是以给发度牒，令有稽考。亦如民间之保甲，不致藏奸；贡监之执照，不容假冒。果能奉行尽善，则教律整饬，而闾阎亦觉肃清，岂欲繁为法禁苦累方外之民耶？

　　道牒制度的弊病愈来愈明显、愈来愈严重，使得乾隆帝不得不下定决心，革除此弊制。乾隆三十九年(1774)乃下谕言到：

　　僧道度牒，本属无关紧要，而查办适以滋扰。着永远停止！

　　这无疑是最明智的决定，度牒制度从产生到终止已达一千多年，在这一千多年里，各朝为度牒的事滋扰不清，除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外，其他均毫无意义，相反对社会以及宗教本身都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历史上许多高道对此作法也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不仅影响了事俗对道教的看法，对道教徒本身的信仰也是一种污蔑。乾隆帝的废除，显然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欢迎和支持，实在是超过古人的明知决定。自此以后，僧道只以各寺观所给戒牒为凭，而无度牒了。

　　改革开放后，现代道教度牒制度重新得到了恢复，目前国内拥有颁发度牒资格的只有江西龙虎山嗣汉天师府，他不但是道教延续的凭证，更是做为(道士)这个身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