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了李时珍 对人体生命的新认识，认为李时珍在医家和道家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脑为元神之府”、 经脉为“内景隧道”、命门在“两肾之间”的学说。此外还提出“ 脾乃元气之母”观点，虽非独创，却也是对前人的充实和发展。

　　
　　一 、脑为元神之府

李时珍首次明确提出“脑为元神之府”说。语出《本草纲目》三十四卷辛荑条。 “元神”指人的精神意识活动。李时珍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活动是脑主管的。这一“脑主神明”的见解，改变了长期以来“心主神明”的说法。先秦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心主管神明、意识、情志。如《孟子·告子篇》说：“心之官则思”。肯定心具有思维的功能。《管子》中的《心术》（上下）、《内业》等篇都论述了心与感官的认识，《心术上》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心也者，智之舍也。”。《荀子·天论》说：“心有徵知。”“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黄帝内经》沿用了这一说法，提出了“心主神明”的观点。《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灵枢·邪客》说：“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素问·六节脏象论》亦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认为人的思维、情感、记忆乃至智慧等均为心所主管和统辖，后世一千年多来历代医家基本上都继承了这一观点。

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说是对前人“心主神明”说的修正，当然这一认识决非凭空而来，而是在前人关于“头”和“泥丸宫”的认识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了关于头的认识，如《素问·脉要精微论》说：“头者，精明之府。”汉以后医家指出头是神的聚注之地。如《金匮玉函经·证治总则上》说：“头者，身之元首，人神所注。”唐·杨上善《太素·厥头痛》说：“头为心神所聚。”孙思貌《千金方·灸法门》说：“头者，人神所注，气血精明三百六十五络皆上归头。头者，诸阳之会也。” 宋·陈元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说：“头者诸阳之会……百神所聚”。道教早在魏晋时期就有了“泥丸”、“泥丸宫”的概念。所谓“泥丸”指脑神，所谓“泥丸宫”就是指头脑。《黄帝内景经》将头分为九宫，九宫的中间一宫为泥丸宫，泥丸宫的功能是主神、藏神。《黄帝内景经·至道章》说：“脑神精根字泥丸” 、“泥丸百节皆有神”、“脑神九真皆有房”。《内观经》说：“泥丸君，总众神也。”《重刊灵宝毕法序》说：“泥丸为神之府，气精之原。”《金丹正理》说：“头为天谷以藏神。谷者，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头有九宫，上应九天，中间一宫，谓之泥丸。又曰黄庭，又曰昆仑，又曰天谷，其名颇多，乃元神所注之宫。”“九宫罗列七窍，应透泥丸之宫，日则接于物，夜则接于梦。”“天谷与元神所注之室，灵性所存，神存则生，神去则死。”后世医家也常借用道家“泥丸宫”的说法，如陈元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说：“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聚”。由此可见，对待脑与神的问题，在李时珍以前，道家比医家更为精当。道家不仅认识到脑是神的汇聚、居住之地，气血、经络皆上奉于脑；而且还认识到脑中元神能通过七窍的感受来分析事物、认识事物，进行抽象思维活动。

尽管道家、医家对脑神已经有较为科学的认识，但由于受到的传统中医学脏腑中心论的制约，尚不敢大胆、彻底突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之府”的框架，因而对脑主宰人体思维、记忆等方面的探讨尚未深入。李时珍以大无畏的气概明确提出“脑为元神之府”的论点，在人体生命科学方面作出了重大的突破。此论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尚未被接受和重视，直到王清任才在人体解剖观察基础上提出“灵机记性在脑”说，从而发展完善了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理论。

二 、经脉为内景隧道

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阴蹻脉》中对经脉的本质作了说明，指出经脉是“内景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这是对《内经》经脉学说的发展。《素问·调经论》说：“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说明经络是气血运行的环形通道。李时珍进一步指出经络是内视返观的产物。他发现道家张紫阳《八脉经》与医家所说的八脉稍有不同，其根本原因就是内视返观的区别。这一观点对我们今天的经络实质研究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李时珍关于经脉是内景隧道的理论，从功能现象出发揭示了经络的实质，它启迪我们一味从形态结构出发研究经络实质的方法可能步入了一个误区。

李时珍对奇经八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首先，他纠正了医家轻视奇经八脉的传统，强调了奇经八脉在医学中的重要地位，阐明奇经八与十二正经的互补关系， “奇经凡八脉，不拘制于十二正经，无表里配合，故谓之奇。盖正经犹夫沟渠，奇经犹夫湖泽，正经之脉隆盛，则溢于奇经。”（《奇经八脉考》）奇经对十二正经起蓄溢和调节作用。《内经》只言经脉和络脉作用功能，并没有说明奇经八脉的作用功能，《难经》对奇经八脉有所论述，李时珍在《难经》的基础上，明确了奇经八脉参与全身的气血灌注的功能，认为奇经八脉和十二正经在生理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在病理上的相互转变、相互影响。其次，统一了奇经八脉循行路线。奇经八脉的循行路线散见于群书，粗略而不统一。李时珍不仅比较了历代医家的不同，而且比较了医家与道家的不同，并作了统一。使后世习医者对奇经八脉的循行有了规范依据。再次，对奇经八脉主治证候作了系统整理，虽然《内经》各章中对奇经八脉的主治证候已作叙述，但欠详明，李时珍根据《内经》和历代医家的论述，充实了其主治证候内容，弥补了《内经》等著述的不足。

三、 命门在两肾之间
命门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之一，对命门的认识历来有不同的见解。“命门”一词首见于《内经》，《素问·阴阳离合论》说：“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以命门为两目。《难经·三十六难》云：“脏各有一耳，肾独有两者何也？然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肾有一也。”以命门为右肾。此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如隋代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说：“人之脊骨二十一节，从下第七节之旁，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一直到李时珍之前对命门的认识仍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李时珍悉心钻研历代诸家的认识，首先提出肾间命门的观点。他在《本草纲目》 卷三十中说： “ 三焦者，元气之别使；命门者，三焦之本原。盖一原一委也。命门指所居之府而名，为藏精系胞之物。三焦指分治之部而名，为出纳腐熟之司。盖一以体名，一以用名。其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在七节之旁，两肾之间，二系著脊，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气之府。人物皆有之，生人生物皆由此出。”明确指出了命门 的位置在“两肾之间”， 改变了《难经》命门为右肾的观点。指出命门 为有形 质 之体， 填补了历代没有论及命门之形质的空白。强调命门 为生命形成之本原，精气之府， 相火的发源地。命门与三焦的关系是：三焦为体，命门为用，“命门者，三焦之本原”。 《本草纲目》第一卷说： “命门为相火之原，天地之始，藏精生血……主三焦元气。” “太焦为相火之用，分布命门元气。”《奇经八脉考》说“三焦即命门之用”，这些话均强调了命门通过三焦相火对周身脏腑发挥重要作用。” 命门与其他脏腑如肾、脑、女子胞、心、肺等皆有密切的生理关系。 “ 命门 指所居之府而名，为藏精系胞之物。” “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命门的作用在男子促进精室藏精，在女子维系胞宫；维持人的生长和生殖。 不仅人有命门，而且生物皆有命门。 肾间命门学说奠定了明清命门学说的基础，晚于李时珍的明代医家赵献可、张景岳等的命门学说都是在李时珍理论的基础上所作的发展。

四、 脾乃元气之母
　 李时珍十分重视作为后天之本的脾胃的作用，提出“脾胃为元气之母”的观点，虽然非独创，却是对《内经》脾胃学说、李东垣“脾胃”理论的充实和发展。首先，他提出脾胃为元气之母的观点。《本草纲目》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脾乃元气之母”，“土为元气之母，母气既和，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久视耐老。”（见“莲耦”条）“土者万物之母，母得其养，则水火既济，木金交合，百诸邪自去，百病不生矣。”（见“黄精”条）。又说“人之水谷入于胃，受中焦湿热熏蒸，游溢精气，日化为红，散布脏腑经络，是为营血，此造化自然之微妙也。”（见“红曲”条）。他强调脾胃与元气的密切关系，人体的元气有赖于脾胃之滋生，脾胃生理功能正常，则人体元气得其滋养而充实。脾胃为后天之本，整个机体有赖于脾胃摄取营养，为气血生化之源泉，故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后天水谷之精充盈，则气血得养而充盛。

其次，强调脾胃为 五脏 升降的枢 纽 。 李时珍说：“脾者黄宫，所以交媾水火，会合木金者也。” （见“莲耦”条）人体气机上下升降运动正常，有赖于脾胃中土的功能协调。 脾胃枢 纽若 升降正常，则 心肾相交，肺肝调合，阴阳平衡，“土气得会，清气上行，天气明爽”。 若脾胃受伤则升降功能失常，如“饥饱劳疫，内伤元气，清阳陷遏，不能上升”（见“升麻”条） ，严重者 就会影响全身而生它病，以致“ 人之 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之倾，九窍为之不利”（见“辛夷”条）。用药强调脾胃的升发，如“升麻引阳明清气上升，柴胡引少阳清气上行，此乃禀赋素弱，元气虚馁，乃劳役饥饱生冷内伤，脾胃引经最要药也”（见“升麻”条）。以升阳提气之品治疗，则“觉清气上行，胸膈爽快，手足和暖，头目精明，神采迅速，诸证如扫”（见“升麻”条）。他在临床上亦极重视 升降平衡的重要性、 重视升发脾胃之气，如治一人素嗜饮酒，值寒冬哭母而受冷，因病寒中，食无姜蒜，则难入口，李时珍用四君子汤加升麻，葛根、黄芪、苍术煎服升发脾胃清阳而奏效（见“升麻”条）。此外他还注意后天脾胃与先天肾脏的关系，在“补骨脂”条下说：“若肾气虚弱，则阳气衰劣，不能熏蒸脾胃。脾胃气寒，令人胸膈痞塞，不进饮食，迟于运化，或腹胁虚胀，或哎吐痰涎，或肠鸣泄泻。譬如鼎釜中之物，无火力，虽终日不熟，何能消化”？这里指出脾胃喜暖的特性，说明先天肾阳的熏蒸是后天脾胃消化的关键。
（原载《中华医史杂志》， 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