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南开大学的人，都会知道在南开大学有一位在古诗词领域有极高造诣的叶嘉莹先生。在“国学版”开设之际，天津网-城市快报记者走访了刚刚归国的叶先生，请她谈谈对古典文化的钟爱，以及国学对其人生经历的影响。

　　天津网-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您最早接受国学传统教育是什么时候？

　　叶嘉莹：三四岁时，我父母就开始教我背诵古诗、认识汉字。我父亲在教我认字的时候，就很注重读音。中国有很多破音字，比如“数学”的“数”要读四声，“ 数数”的第一个“数”要读三声，而“数”当屡次讲时就念“shuò”，当很繁密讲的时候念“cù”。我父亲会把这些字画上圈，告诉我古文里有哪些地方该这么念。所以我一认字就知道中国字都念什么样的读音，并且知道出处，这对后来研究诗词有相当大的助益。

　　我六岁就跟随我姨母读《论语》。当时她并没有给我讲什么高深的道理，就是让我背下来。其中的很多话我当时不理解，比如“五十而知天命”，再比如“朝闻道，夕死可矣”。但它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对我产生了影响。在我的一生中，当我需要做出决断的时候，《论语》中的话就会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出现。我读初二时，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此后我们在沦陷区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吃着难以下咽、又酸又臭的混合面。大学毕业时，我到中学教书，就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但我不以为耻，因为那时候我就想到孔子说的：“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我不仰慕虚荣，只要教课教得好，就算穿破衣服又怎样？当我遇到舛忤之人或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论语》中所说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句话是指不管对方怎样，我们都要以正直的态度对待，以德报怨是不正常的，对不好的人，我们不能对他坏，也不用对他特别好，恩将仇报和仇将恩报都是不正常的，要按照正直的态度，该对他怎样就怎样。以直报怨，这是做人的尺度。《论语》对我的做人尺度影响很大，让我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力量。

快 报：您从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国学，那么您对当下国内的国学教育怎么看？

　　叶嘉莹：关键要看怎样教育。国学教育不能走形式、时髦化，而要把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教给年轻人。不能只会背，但对自身的行为不产生作用。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了还要反省，反省了还要实践。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就是说，有的朋友可以和你高谈阔论，但是不能真的追求什么理想；有的可以追求“道”，但是把持不住，碰到大的考验就动摇。人生的考试，是考验你的取舍是什么。私利和公利当前时，你是选择私利还是公利。有两条道路能达到目的时，你是选择考验，还是捷径？这是人生的考验，空谈是没有用处的。“立”就是站住，真正的持守住，面对人生重大选择不苟且，不自私。但只是“立”也还不够，有些人能持守住，但是死板，因此还要“可与权”——“权”是随机应变的选择，不但要求人有道德，还要有智慧。国学不是空谈读了多少书、背了多少书就行了，是要你的灵魂与它真正接触才行。就我个人而言，更希望给大众介绍诗词，因为感觉若只空谈哲学中的道德，说教意味很重，诗词则是以情动人，让人真正体会到其中的道德境界之美。

　　快 报：那您觉得，对讲授国学的人而言，应做到什么？

　　叶嘉莹：态度和作风很重要，不是说得花言巧语、很热闹就是好的，讲者的气度、修养、人品，能不能实现持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快 报：这几年出现了“国学热”，像《百家讲坛》这样的栏目对这种热潮影响很大，但引起的争议也不小，您对这个节目的讲授方式怎么看？

　　叶嘉莹：它对国学的普及有很大影响，我觉得是很好的传播方式，但是讲的时候不能背离国学本质太远，不能为了取悦、讨好观众，而选择一些花哨的内容，要靠国学的真正内涵吸引观众。

快 报：如果要进一步推广国学的话，您觉得还有什么样的方式更适合？

　　叶嘉莹：当然是媒体公开推广影响最大，效果最好。不管哪种方式，推广者必须有修养，有道德，能身体力行，有儒者的风范。

　　快 报：对于初接触国学的读者而言，您有什么建议，该读些什么？

　　叶嘉莹：要接触国学，可以先学《论语》。这是一本好书，让人终身受益，而且可以将里面的内容引申变化，应用到人生实践。

　　快 报：国学对您人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叶嘉莹：你看我随口就能引用《论语》中的话，这是小时候背诵的效果。学国学不仅要会背，还要在实践中处处与之相对照。至少《论语》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此外以诗词领域来说，陶渊明、杜甫、辛弃疾、李商隐等等，都对我有影响。这是我八十多岁精神还这么好的原因所在。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里没说八十岁时会怎样，我借用庄子的话，说自己是“八十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人如果与“道”合一的话，就能够完全融入自然，学到国学的精髓后，是可以修身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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