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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及其后裔之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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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大家熟知的。然而,孔子为何取这样的名和字呢?据笔者所知,历代的解释众多,而具代表性者有四:

  一、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刚生下时,头顶中间是凹下的,像尼丘山形,中低而四旁高,故名丘字仲尼。

  二、《孔子家语》云:孔子母亲叫颜徵在,曾在尼丘山求子而私祷,因此生下孔子后,便命名为丘,取字仲尼。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即采用此说:“孔子名丘,字仲尼。因孔子父母祷于尼丘山而得生,故以为名。”(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

以祈祷而名,的确是古人命名之法,在古籍中尚可找到其他例证,如安禄山山——本名轧荦山,据说其母生他之前向战斗神“轧荦山”祈祷而有孕,故名(见《旧唐书·安禄山列传》)。然而,以祈祷命名是较晚出的命名习俗,或为昭武九姓即粟特人及其后裔取名习俗,据张广达先生的分析:安史之乱的头目安禄山、史思明为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也是昭武九姓胡后裔(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第三卷“昭武九姓”条),其与中原主流命名文化大概无涉,起码,笔者在先秦古籍中尚未见到其他例证。

三、西汉张禹认为: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其中和之德,故名。

四、明人田艺衡《留青日札》卷十七:“孔,大也。丘,土之高也。尼,古夷字;夷,平也。盖高而平之,命名命字之义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中册,第581 页“丘尼取义”条)

笔者认为,此四种解释中,后两说乃穿凿附会,而第二说又不符合春秋时期命名之礼,唯有第一种解释较为可信。这不仅因为司马迁是最早之释名者,还由于其诠释合于春秋时期命名之礼,即符合中华命名文化之主流文化—中原命名文化。

《左传·桓公六年》曾很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命名之法:

九月丁卯日,鲁庄公诞生。为了用太子诞生之礼来庆贺,就准备了牛、羊、猪等重要祭品。在出生后三天由卜师背着他,并且由卜师的妻子喂他奶吃。在出生三个月之后,由鲁桓公和文姜以及同夫人给他取名。鲁桓公向申问取名的原则,申回答说:取名有五大原则,这就是信、义、象、假、类。用出生的情况来取名就是“信”,用祥瑞的字眼取名就是“义”,用他身体特征取名就是“象”,用万物作为他的名就是“假”,用和父亲有关系的事物取名就是“类”。此外还有几项原则,就是不用国名取名,不用官名取名,不用山川取名,不用疾病取名,不用畜牲名取名,不用器币名取名。周人对于祖先敬奉而不称名,对于刚死之人的名字必须避讳,因此用国名取名就要废弃国名,用官名取名就要废去官职,用山川取名就要废去山川主神,用畜牲取名就要废去祭祀,用器币取名就要废去礼节。晋国为了僖侯名字叫司徒而就废去了司徒的官名,宋国为了武公名叫司空就废去了司空的官名,我鲁国为了先君献公和武公的名字就废去了具山和敖山的名字,所以不可以用重大的事物来取名。(参见冯作民译:《白话左传》,岳麓书社,1989 年版;沈玉成《左传译文》,中华书局,1981 年版)

这就是周人命名的五大原则及六条限制。实际上有八条限制,还有两条是:不以日月取名;不得与太子(世子)—帝王和诸侯的嫡长子—同名。(见《礼记》)

特别是这五种命名方法,有周一代可能极为通行,而春秋时期,不仅鲁国,其他诸侯国也大抵承而袭之。

这五种命名方法,对后世影响最大者,起码有三种。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上至帝王,下及庶民百姓,或因出生情况命名,或以祥瑞之字命名,或假借万物之名而命名者,真是数不胜数!而这三种命名方法,不仅是国人最基本的取名方法,并且在我国命名史中占有重要的主流地位。

根据专家们的分析,孔子之命名恰恰属于“象”的原则。

春秋时期,人们命名取字较为质朴。晋成公名黑臀,正是因为他出生时,“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曰,使有晋国”(《国语·周语下》)。还有什么黑背、黑腰、黑肱、无知、不敢者,皆为粗俗不雅之名。因此,王充在《论衡·诘术篇》中曰:“以类名为象,若孔子名丘也。”杜预注《左传》也同意司马迁之说,甚至在《后汉书· 高获传》中,仍可见到与孔子头形相类似的情景:“高获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为人尼首方面。”唐人李贤注曰:“尼者,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

不仅孔子命名如此考究,他的后裔的命名,在中国姓名史中,也自有其特殊地位。

孔子是19岁那年,娶了宋国的丌官氏女,一年后就生了孔鲤。《孔子家语》曰:“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君之贶,故名鲤字伯鱼。”鲁国人历来崇尚鲤鱼,生伯鱼之时,恰好有人送鱼来,孔子便用鱼的名字给儿子取名。这就是假借万物之名取名的方法,在《左传》中为申所说之第四种。《左传》中谈到的五种重要的命名方法,对后世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用祥瑞的字眼来命名”和“用万物的名称来命名”两种,而后者是否因孔子用之而显扬呢?看来着实有此种可能。《西京杂记》卷四:“卫将军青生子,或有献马者,乃命其子曰,字叔马。”显然,这完全是仿效伯鱼之命名。

孔子后裔之命名,还有一件影响了历史的事,即用单字命名。孔子后裔前十代皆以单字命名,本来这并无什么稀奇;然而,《左传》、《国语》偶有将“二名”(即双字名)记为单名之例,所以后来儒家便有所谓“讥二名”之义,以为“二名”不雅驯,且不合礼法,《公羊传》乃其先河。这“讥二名”之义,后来竟被食古不化的王莽接受。王莽当政以后,曾正式禁止“二名”,东汉承之,因此从王莽至三国250 年间,中国竟很难找到“二名”的人物。至唐代有复古之风,皆好命子以单名,谁会料到,若追根求源,这还和孔子后裔之单名有一定关系哩(参见潘英《中国上古史新探·名与字》一节,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孔子后裔之命名,在命名史上又创一格,即以字辈(又称字派、行辈,或祧字)命名。其影响之深,恒久千百年。所谓字辈,指同族间、同辈者,名字中用同一字也。曲阜孔氏在命名上皆有字辈可循,即使迁徙他处者,只要为孔子嫡传,都得遵循同一字辈。这一命名习俗,我查到的最早例子,是元代孔子第54 代孙孔思晦,凡第54 代孙,皆以“思”字为辈。思字以下为克字辈,克字之下,乃由朱元璋颁赐字辈十字,“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接下来为“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再往下乃乾隆皇帝所赐,“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最后为北洋政府所批颁,“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这样,孔子后裔皆有字辈可循(见《清稗类抄》第五册,姓名类“孔氏命名之字派”)。今在台湾的孔德成,正是孔子嫡传第77 代孙。据说,居住大陆的孔子后代已传至第80余代。孔子后裔以字辈命名之法,向上可追溯近千年,下则千年之后仍有谱牒可寻,历代递传而不辍。这在人类命名文化史上也是少有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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