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波尔在《支那事物》中说：“中国剧的理想完全是希拉(希腊)的，其面目、歌曲、音乐、科白、龅头、动作都是希拉(希腊)的……中国剧的思想是外国的，只有情节和语言是中国的而已。”主张“梵剧输入中国”说的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引用这段文字后，认为“如将‘希腊’一语改为‘印度的’似更为妥当”。

不过，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戏曲发萌于原始时代的本土、成型于秦声(秦腔)，而并非来自什么希腊与印度。

中国古代歌舞、音乐均为本土创造

中国歌舞，由来甚久。1973年，考古人员清理青海大通县孙家一座新石器时代“马家窑型墓葬”时，出土了一只绘有舞蹈纹饰的彩陶盆。陶盆内壁上部，均匀地画着三组原始人类的舞姿。每组5人，人人头垂发辫、腰系兽皮，正挽手应节起舞。这种集体舞蹈，不打节拍、没有音乐伴奏，是无法形成艺术节奏的。原始时代的舜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答：“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可见，早在原始时代，中国已将诗(有韵而可吟诵)、歌(以声腔唱)、音乐(击磬)、舞蹈(化妆表演)四种艺术形式结合为一体，并有演出行动的组织者(乐官夔)。

再看传说“伏羲作琴”、“女娲作笙簧”、黄帝以“夔皮为鼓”、“伊耆氏蒉桴土鼓”、尧臣“无句作磬”，尧时《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以及古代典籍中的记载“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舜作箫，其形参差，以象凤翼”。还有，原始时代的“埙”，已发掘出土。另外，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掘出土的30多支截取仙鹤(丹顶鹤)尺骨(翅骨)而制成的骨笛，迄今已有7800——9000年的历史。从以上列举的这些，我们可以肯定地推断，中国古代音乐为本土创造。

巫觋、傩仪孕育中国戏曲

远古歌舞“神人以和”，其中必有交通人神的“巫觋”做媒介(联络者)。“巫，祝也，女能使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许慎《说文解字》)巫觋“亊无形”、“亊神明”，采取歌舞表演“降神”、“娱神”的原始艺术形式。先秦驱鬼除疫的“傩仪”，岁末欢庆丰收、酬谢神祗的“蜡祭”，均有由巫觋装扮角色、表演简单故亊情节的歌舞。“周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吕氏春秋》)；“《周礼》有大傩，汉仪有侲子，要之虽原始于黄帝，而大抵周之旧制也。周官岁终，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遂之，则驱傩之始也。”(《亊物纪原》)；“方相氏掌蒙兽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殴疫。”(《周礼》)，可见，方相氏即巫师之职业的首领，驱傩有节令、服饰、化妆、道具、歌唱、音乐、舞蹈等，均有戏曲性质的习俗规制。

秦腔基本板腔流传二千余年

韩娥雍门鬻歌故亊云：“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还，复为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跃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赂发之。”(《列子·汤问》)韩娥向东往齐国去，经过秦都(雍)的大门，用卖唱谋食。春秋时，秦德公都雍，在今凤翔县；秦献公迁都栎邑、秦孝公迁都咸阳，由于秦行“两都之制”，仍称宗庙之地“雍”为都城。韩娥唱的歌，当即秦之声。能唱得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可见其声腔韵味之美。

“秦之声”的声腔特点，由《薛谭学讴》(见《列子·汤问》)的记载也能得到证明：“薛谭学讴(唱歌)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辞别回家)。秦青弗止，饯(摆酒送行)于街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阻挡)行云。薛谭乃谢(道歉)求返，终身不敢言归。”秦青、薛谭唱的“秦讴”，照李斯的记载，即慷慨悲壮的“秦之声”。

秦腔为板腔体戏曲。这种板式变化体，包括基本板式、附属板式和各种腔调。秦腔至今承袭了先秦韩娥卖唱时的两种基本声腔，一种是欢音，表演喜悦、欢快情感(“喜欢抃舞”)，犹如韩娥唱“秦之声”的“曼声长歌”；一种是苦音，表演悲愤、凄婉的感情(“悲歌泣涕”)，犹如韩娥唱“秦之声”的“曼声哀哭”。

当代秦腔仍然继承、保留了先秦和秦代“秦之声”方言、民歌基因——“歌呜呜快耳目”的声腔特色。秦腔唱腔分板路与花腔(彩腔)两种。基本板路(即板式唱腔)，包括慢板、二六板、代(带)板、起板(二倒板)、滚板、尖(箭)板等6种形式，均以“真嗓”歌唱；花腔(彩腔)，俗称二音子，音高8度，多用于戏中人物情感荡气回肠、不能自已和剧情跌宕突变之处。花腔分慢板、二倒板、代板、垫板四类，均从“假嗓”歌唱。板路与花腔均袭“长歌”(欢音)、“哀哭”(苦音)这两种“秦之声”的遗音规制。这种传承两千多年的声腔戏曲习俗，在中国戏曲史和世界戏曲史上堪称绝无仅有的“活化石”。

秦腔并非胚胎于胡亥、高渐离

对中国戏曲起源于秦声，清代杨静亭“迁功移绩”于秦二世，他说：“戏即肇始于傩与歌斯二者。及秦二世胡亥演为词场，谱以管弦，歌舞之风由兹益盛。后世遂号为秦腔，俗称梆子腔。”(《都门纪略》)，清末的穆辰公推测，秦人仿效“高渐离之悲歌”：“渐离既死，秦人慕其为人，效其言者多，于是成为国俗。今之为梆子、为秦腔者，即所谓秦声也。后世秦腔，胚胎于此。”秦声在秦统一全国前后已经蜚声六国，秦二世在位不足三年，岂能独擅此功？至于说秦人仿效“高渐离之悲歌”，是无历史依据的，亦不合民俗传承规律。“燕赵悲歌”岂能成为秦代“国俗”？但是，清人将傩戏与民歌视为秦声、秦腔本源，却是可取的。

总之，秦代秦之声、三秦秦之声，属于中国本地戏曲，与希腊、印度“不搭界”。我们应该以秦声作为秦腔肇始、以汉武帝时代的《东海黄公》作为秦腔、也作为中国戏曲成型的断代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