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激情澎湃的2008年之后，2009年的公民社会组织继续朝着不同方向转型。这种转型由于缺乏明确的战略方向，因此大多数民间组织的行动多是跟风而动，步伐凌乱，进退摇摆，如履薄冰。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大时代小组织”的典型特征，但也正是这构成了2009年色彩斑斓的一年。

我们也许无法用某一个精确的词来概括2009年这种复杂的状况，因此不得不用“后汶川时期”来描述这一年。

这一年，汶川地震救灾中所体现的公民社会集体亮相的辉煌时刻已经渐渐消失，但是，其概念以及象征意义仍然在公益领域持续发酵，方兴未艾。它促使着2009年的公民社会呈现出大分化、大混乱和大机遇的格局。

大分化

在灾后重建中的四川，随着大规模的志愿者退潮，大规模的NGO退潮也在2009年日趋明显，当初活跃的300多家NGO目前大抵只剩下60多家。政府在迅速地恢复原有的治理秩序，NGO行动的空间在“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迅速重建中被挤压、被忽略乃至被边缘化。许多NGO 也自感无力，悄然退出。

但是在硬币的另一面，另一些NGO则选择坚守。它们仍然展现出成熟的适应策略以及继续发展的势头，在推动社区重建、生态保护、社会工作等方面体现出政府和市场无法替代的卓越作用，并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

2009年，四川灾区已经不再是中国公民社会的“麦加圣地”。但恰恰是在这片恢复社会的本来面目的地方，重建仍然是NGO参与的最重要的实验地。2009年8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等21家社会组织共同发起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以及与若干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出版的《汶川地震社会响应丛书》似乎是对这一实验地依旧存在的最明显的注脚。这一本年度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盛事，依旧围绕着5·12，围绕着NGO对灾后重建的关注、反思和继续参与。

2009年，大分化迅速从四川延伸到整个公民社会领域。

汶川地震救灾中社会力量得到国家的肯定，慈善与社区服务类组织得到各地政府的追捧，2009年各地政府开始拿出资源并出台政策来扶持这类组织的发展。2009年，可以说是社区服务类组织大发展的年份，众多社区服务类的NGO被催生。

但另一方面，对于维权类、倡导类甚至NGO支持类的组织，政府却进行了更严密的控制，发展举步维艰。集中的体现是2009年的公盟查税事件，虽然事件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最后不了了之，但是针对维权和倡导机构的系列查税事件以及有关部门对于艾未未的地震遇难学生数字调查事件的阻挠无一不在说明，2009年，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并不都是春天，不同类NGO在获取资源、合法性以及能力建设方面的处境都大相径庭。预计在政府分类管理逻辑的自然推演下，公益组织大分化在2010年会更加明显。

大混乱

大分化的同时，公民社会的“小世界”在汶川地震救灾之后，随着志愿服务的主流化以及各类主流人群涌入公益领域而被敲碎。原来自说自话的平淡的公益圈现在泛起了五颜六色的波澜。

从企业家和财富人士到金融海啸里重新转向的职业人士，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到珠三角的农民工，不同的人群都开始在公益领域中发声和行动。

一个公益行业的概念在2009年被唤起，但是正如同任何一个行业初期一样，在这个新兴的行业中，急功近利和深谋远虑共存，江湖好汉和无赖流氓齐飞，原有的独占这一领域的草根价值观，无论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还是道德悲情论的，都逐渐在褪去光环，拥有市场价值观和政府和谐价值观的人群开始发出更为强劲的声音。

公益领域多元价值的碰撞一方面使得这个领域热闹起来，但同时也使得人们有了更多的困惑和迷惘。2006年开始极力推动“社会企业家”的吕朝先生一篇引发很多公益新人物共鸣的《江湖与净土》正展现出在这一混乱局面中公益人物的心路历程。

而这一大混乱戏剧般地集中体现在2009年度李连杰壹基金的典范工程的评选及其颁奖仪式上。评选过程中，已经彰显出对小圈子的突破，老资格的NGO被淘汰，各地NGO新面孔的入选，都预示着原有的秩序和权威正在被改变；颁奖仪式上，从演员到老板，从慈善家到公司高管各路人马的纷纷上场，他们中许多人不太熟练却满怀热情的投入走秀，使得公益领域也出现了像奥斯卡颁奖一般的为公众所喜悦的娱乐化场面。

毫无疑问，虽然夹杂着不协调的喜庆和肤浅的噱头，但是这样的联欢正是这个大时代中所特有，在这混乱的场景中，有人士发言：人们在这里不是真的要典范，人们要的是不甘寂寞！

当然，最让人感到混乱的还是“壹基金”本身：它究竟是李连杰，还是壹基金？它究竟是在北京的可以公募的基金，还是在上海的那家非公募的基金会？它究竟是强调中国本土，还是要做拥抱全球的国际性基金会？

不少人确实被混乱了。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喜欢这样的混乱，因为这说明：壹基金正在这个大时代中真的在行动，在探索。而由它来召集一个有100多家组织参与的颇具草根特色的自律吧，恰恰表达了身处混乱核心的壹基金的对规则和秩序的渴望和纠结。

这或许也是很多NGO的渴望和纠结吧。

不过，2009年最让人纠结的还不是这个典范工程的评选，而是社会企业浪潮的兴起。2009年，试图用来解决地震灾后生计恢复的“社会企业”概念在整个领域被热炒。以英国文化协会和友成基金会推出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最为典型，有些人连NGO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直接跳入社会企业的火炉中涅槃，有些人则匆匆脱下NGO 马甲开始穿上另一套时装。

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标准以及商业策略在2009年可以说是争论得不可开交。

究竟社会企业的利润可以分红还是不能分的？究竟社会企业是企业还是NGO？究竟社会企业是摆小摊的还是要做大连锁的……，人们争论不休，也愈加混乱。

从某个角度说，2009年可以说是社会企业年，但2009年也正因为“社会企业”，让公益组织乱做一团。

大机遇

也许，大转型时代的意义就在于，混乱并存在机遇。

第一个大机遇来自于政府释放更大的空间给民间公益组织。认识到地震救灾中社会组织的力量，在北京、深圳、武汉等地试行的社区组织备案制度及其相关扶持政策鼓励着越来越多的社区服务型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行业协会也得到更大程度的政策放开空间。尤其是7月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的《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社会组织管理在民政部支持下前所未有的开放，例如可以跨区域组建社团，例如在部分领域取消双重登记等等。仅这一项政策开放，深圳就增加了近千家社会组织登记。

第二个大机遇来自于2009年非公募基金会的兴起。汶川地震救灾最突出的就是公民社会的联合行动，尤其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的基金会对NGO的支持，使得基金会和NGO的合作在2009年崭露头角。首次若干基金会公益项目联合招标以及公益项目京交会标志着越来越多的本土基金会开始参与到和NGO的合作大潮中。

虽然，多数企业基金会目前还处于找不着北的境地，也并不清楚公益投资的方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本土基金会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它们必定要去寻找专业公益机构的合作。人们有理由期待，公益领域资源短缺在一定程度上会得到缓解。随之而来的是，公益组织专业能力以及基金会自身的公益创投能力都将面临慈善市场的挑战。

第三个大机遇来自于社会工作人才在2009年被大范围地接受和认可。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在全国开始试点，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发现社会工作人才是他们所需要的，社工人才的加入也能够提升他们自身在社区中的工作水平。许多NGO在2009年开始大量聘用和寻找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社会工作毕业生在NGO中的工资也在迅速提高。2009年正在加速社会工作专业与NGO的结合。

毫无疑问，这三大机遇应对着许多NGO的合法性不足、资源不足以及人才短缺的软肋，需要提醒的是，当机遇来临的时候，不是每一个机构都能把握住。

2009年年末，或许，每一个公民社会组织都应该暂时放下手头的忙碌，给自己一个反思的时间。大分化让我们清醒，大混乱提醒我们内心的那些浮躁，而大机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准备好，2010年将只属于那些已经准备好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