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访印归来，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印度人的脾气格外好，就拿公共交通来讲，车子磕磕碰碰的事情随处可见，却几乎见不到谁为此而争得面红耳赤，更不用说大打出手了。他们大大咧咧地各自走开，仿佛在说：瞧你，老兄，你今天刮蹭了我的车，说不准明天我就会刮蹭别人的车哩。

　　友人的感受大概并非无的放矢，相形之下，中国人的脾气似乎越来越坏了。

　　互联网上不断出现校园暴力的视频画面，你想象不出那样残暴的行为出自未成年人，而且是对自己的同学痛下毒手；饭馆里的一言不合，迅速演变成恶斗，甚至是招来黑恶势力大开杀戒；一个大学生偶尔听说一位老师多年前和自己的女友有过一段感情经历，公然将这位老师杀死在课堂之上。

　　久矣夫，上述的场景似乎早已不足以影响我们麻木的神经，倒是北京大兴的一起灭门案掀起了几丝微澜。行凶者接连杀死父亲、妹妹、妻子和两个儿子，迅速逃窜至海口，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因为他不差钱。

　　我很愿意他被证明为一个精神病人，遗憾的是他不是。他告诉法官，其实只是为了些家庭琐事。于是你会感到迷惘，甚或恐惧，一切关于人心、人性和人类行为的解释理论，在他的所作所为面前统统失效了。

　　这只是一个个案而已，正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当前的社会弥漫着一种戾气，而且正在失去节制和方向。就像卡夫卡的小说所描写的那样，人们一早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了形，不是变成了甲壳虫，而是变成了爆破筒，还是揭开了盖的爆破筒，随时扔向无辜者。

　　中国人的脾气并非一直这样坏。上世纪20年代，国人的脾气竟然好到连来自大洋彼岸的大哲学家罗素都感动不已，说他从泰山挑夫的微笑中领略了中国文化的魅力，看到中国人的性情，并由此反省人生和幸福的真谛。罗素的说法或多或少有溢美之词，但传统中国人身上那种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确实曾经在大洋彼岸有教养的人心中引起过强烈的共鸣。这种风范的背后，是几千余年的周孔教化所孕育的一套人生哲学和人生态度。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被国外伦理学家称为道德金律。儒家向来强调修身，认为“从天子以至于庶人，一皆以修身为本”，梁漱溟先生将重视修身的精神称之为向里用功，这便是中华文明精神软件的核心部件了。儒家思想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精神家园，也建构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正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动荡中仍能保持基本的做人操守的主要原因。可是，那些不慎将自己的精神家园弄丢了的人将会怎样呢？

　　在诸多暴力事件面前，我们禁不住纳闷，中国人的恕道哪里去了？说起来，这可能归功于百余年来不断的所谓文化革命，直到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破除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索性将传统文化的命根子彻底割掉。传统文化当然不是完美无缺，革命也不就是原罪，问题在于，这些所谓的革命有破坏而无建设，最后伤及元气，毁弃人伦，动摇根本，结果既没有了传统文化，又没有西洋文化。国破山河在，文化死了，良心死了，人还活着，活得不像人。

　　禅宗里有一桩公案，说是一位僧人请一个禅师为他安心，禅师问：“你的心在哪里？”僧人说：“觅心了不可得。”禅师说：“我已经为你安好了。”看来只有知道自己的心已经丢了，别人才能重新为你把心安上。

　　风起于青萍之末。社会中的种种变态与暴行的源头都在人心的方寸之间。反右运动初期，一位被首先揪出来的大右派曾经忧心忡忡地对他的女儿预言：如此下去，不可收拾的是世道人心啊！历史为诠释这一句话所耗费的时间，竟达半个多世纪之久！

　　最近，一研究单位的负责人在大会上大批所谓抽象的人性论，将普遍的人性说成是资产阶级理论家别有用心的捏造，使人禁不住有时光倒错之感。好的，普遍的人性你也批过了，国人的人性也所剩无几了，然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中国人的脾气何时才能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