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上午八点半，距离北京论坛环境分论坛开始还有半个小时，记者在等待会议开始时见到了提前到场的James Hansen教授。直视着这位“全球变暖研究之父”，记者从他的眼神中感受到了祖父般的亲切与慈祥。这位最先敲响全球变暖警钟并为之奔走呼吁的“环保卫士”，再次阐明了他作为科学家的坚定立场，表达了他对子孙后辈的关切。

　　记者：关于全球变暖，您曾经说过，“在科学上已经证明的结论和和公众所需要了解的情况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我们需要通过更好的沟通来让公众知道我们可以为保护我们的地球做些什么。”现在这种沟通进行的如何？

　　James Hansen：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我认为中国和西方可能会很不同，但是在西方，问题在于现在有很多有钱人和公司并不想看到这种变化，他们会想办法让这种沟通变得很困难。因此，公众就会很困惑。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认为结论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某些科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而媒体给了这两种观点同等的发表机会。但有见识的科学家知道，现在提供的科学证据已经相当确凿了，二氧化碳已经成为了气候变化的主要动因的事实已经相当明显了。与此同时，决策者在这方面的知识也很有限，他们整天谈论这个话题，声称自己“有计划”，却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现在，我希望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表现得更理智。就目前的各种现象来看，你们的领导人是非常理智的，他们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踌躇不前。所以，我希望中国能在这件事上充当领导者。如果你们采取了合理有效的措施，你们也许会引领世界走上正确的道路。

　　记者：您认为北京论坛对于这种沟通的意义何在？

　　James Hansen：我很惊奇地发现，当一件事的某些方面变的很明显的时候，你会认为每个人都了解到了那一点，但事实并非如此。你必须要不停的强调，让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所以，你必须要和不同领域的专家沟通，他们中可能有研究环境的人，那么这些人很可能会更容易理解这个事实。同样的，我们也有必要和社会科学家、政治家交换意见。

　　记者：您之前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预期不是很乐观，而事实上我们确实没有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那么您对我们的下一步有什么看法？

　　James Hansen：事实上，我对于这种没有达成协议的结果很满意。因为我们所谈论的这种协议和《京都议定书》一样对于减排并没有多大帮助。真相是，只要化石燃料仍是廉价的，我们就不会停止使用它们。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提高碳价。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政府正在考虑的问题，我也希望他们能做一些合理的努力，迈出第一步，这样，其他国家就不得不效仿。这一举措可以让清洁能源相比传统能源更具有竞争力。当然，化石燃料之所以如此廉价，可以说是因为那些公司不用给社会补偿，不用为人们受到影响的健康买单——人们生病，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公司的事，同样，他们也不用为破坏我们的后代赖以生存的环境承担责任。

　　记者：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您一向反对碳交易和“配额—交易”制度，主张收取矿物燃料的费用来减少甚至取缔矿物燃料的使用，但您怎么看待这个方案在实施中的困难？

　　James Hansen：应该看到，这种困难在于，那些化石燃料公司正在大量的盈利，并且希望像往常一样继续这种盈利。所以，他们并不想有太多的改变。而我们所需要的正是提高碳价，当然，你得给人们适应的时间，所以我们会逐步提高价格，而不会突然收很高的税。这种方案实施起来是需要时间的，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教育年轻人，发展我们需要技术。我想中国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很好的。

　　记者：您认为个人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中的意义何在？

　　James Hansen：个人当然可以通过他们的选择来减排，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改变政策。除非我们的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否则，个人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个人养成素食的饮食习惯确实会减轻对地球的压力，这是很有意义的。人们有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但这种方式应该是环保的。

　　记者：有人认为您将科学变成了意识形态，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James Hansen：我所看到的事实是科学家仅仅是做好科学研究，然后让决策者自己做出决定。看看目前的状况吧，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措施。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日渐明显，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力却仍在持续的增长。因此，我们必须要让这一问题更明确。同时，我相信科学家可以做到公正客观，我正是这样做的。所以，如果有任何人质疑也没有问题，但我不认为他可以告诉我我不应该谈论这些暗示。因为如果科学家不提及这个问题，决策者会很轻松的做出决策——在西方，有钱人对政策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记者：您曾说过希望像爱因斯坦一样将科学和政策连接起来，也确实做出了很多努力，对于未来，除了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的迫切性，您还有怎样的计划呢？

　　James Hansen：我已经开始与相关法律学者讨论，他们认为影响我们的政府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法律来限制。现在的状况的是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很容易受到财团的影响，而原则上，政府有义务保护所有公民，包括年轻人。目前的问题就在于政府并没有为年轻一代提供同等的法律保护。所以我们所要尝试的就是准备各种科学的证据，然后让他们将一种制度带到法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