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退休仅有4年的王振耀，毅然辞去了民政部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一职，出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距今刚满百日。

　　有人说：“振耀下海了。”

　　有人说：“振耀上岸了。”

　　在位于平安里小四合院的办公区里，王振耀没有《法治周末》记者想象中的那般闲适。他里里外外忙活着，访客络绎不绝。

　　一日，有学者造访，逗留至王振耀下班。学者掰着手指头叹道：“你今天一共接待了八拨人，我没想到你比在民政部的时候还忙!”

　　的确，王振耀短信多得打不开，“每一分钟都有人等”。他笑了笑说：“比机关忙，机关还有一套程序，可以找别人，比如副司长什么的。现在刚开始就是我比较熟悉。”

　　让王振耀没想到的是，民间对公益领域的信息和知识的渴求是如此之迫切，“要求给予指导的特别多”。

　　改造公益知识生产方式

　　王振耀现在的任务是为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搭建一个教学、研究的整体框架，他的思路很清晰：“不要和同行形成‘竞争’，一定要和同行有效‘对接’。大家能做的，我们不要做;大家没有做的，我们研究能做些什么。”

　　现在，一个关于媒体的公益培训正在王振耀的筹划当中，在他看来，媒体是向全社会传播慈善理念、推动慈善事业的重要一环。

　　在王振耀的规划中，这样的培训并不简单，课程设计、培训方法、招收对象、活动方式，这些细节都要设计得有特色、有实效。

　　为此，王振耀和他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广泛收集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阅读和比较，同时和国内学者、教授进行交流，了解对方的需求。

　　“比如培训，不是把老师请来就完了。兰德公司、麦肯锡，他们怎么达到让客户满意?最开始，应该研究客户的现状、客户的需求，不能说：‘他们素质低，我们讲他们不听’。”王振耀向《法治周末》记者举例说：“比如讲课，再有名的人物、再大的领导，讲短了你觉得很稀奇，讲长了就会疲劳。再比如，请谁讲，只要中国老师来讲?还是也要国外的?”

　　细致如此，大概要归功于王振耀在哈佛的学习经历。

　　1999年，王振耀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行政管理。课堂上，大家一本正经讨论的问题是：给几页纸订书钉，应该钉在哪里?

　　王振耀认真地说：“我的一个基本意识，很清醒———推动中国知识生产方式，特别是公益领域内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学习、教育、研究方式都要转型，不然我们这里生产出来的东西，老百姓不喜欢。对我们实际社会影响不是太大，知识没有力量，这是不行的。我们在研究，怎么从每一个细节上来做，这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压力也非常大。”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前夕，他的团队刚从国外考察归来，他们考察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兰德公司、麦肯锡等在内的一批知名的基金会和智库。

　　这位被其身边工作人员评价为“英文很好”的前司长，在考察时都是用英语和国外高校、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直接交流。

　　王振耀认为：“公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领域，包括社会政策。未来要做好公益，必须要有智库的作用，起码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国际的一些基本解决方法，我们都看到了。”

　　“宁可推迟，不要糊弄。”王振耀认为，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各种项目。不仅如此，他要将这一套东西变成一套机制：“原来是政策体制建设，现在是对社会体制进行调整。”

　　王振耀和他的公益研究院想做的事情还包括，将来培训NGO的领导者，帮助NGO组织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发挥应有的作用。

　　此外，他还要为企业家提供慈善方面的咨询。

　　王振耀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对他信心满满：“从政府部门辞职下来，他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第一、他知道政府的弱点;第二、他知道实践经验操作的技术。所以他明白自己的空间在哪儿。”

　　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王振耀最大的苦恼是“文化的挑战”，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其实自己也是局中人，有时发现自己的思想也是那么旧。”然而，他又像一个小学生那么虔诚：“我是好学生，还有提升的巨大空间。”

　　还在司长任上的时候，王振耀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慈善要有经得起考验的信息公开机制。”

　　信息公开，也一直是民间极为关切和王振耀一直致力推动的。

　　2010年7月，“基金会中心网”正式启动。其将利用互联网公开披露全国各基金会的财务收支、资助项目和捐款信息，使之成为社会公众和捐赠者监督基金会工作、监督捐款使用的透明窗口，也成为政府强化对基金会监督管理的有效渠道。

　　网站成立背后亦有王振耀的心血。

　　王振耀对《法治周末》记者解释说：“信息公开有三个级别：第一级，不贪污，向大众公开;第二级，对捐赠人公开;第三级，在向捐赠人公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提供给大众。给大家提供有尊严的渠道，‘基金会中心网’就是想做成这样一个渠道。”

　　制造善意的压力

　　在公众场合，王振耀反复提及的一个词是“善意的压力”，在他看来，善意的压力能够带动更多人去做慈善，“信息公开就是制造善意的压力”。

　　王振耀拿出8月9日的《今日美国》，指着占了半个版面的一个《大公司的慈善捐款是如何变化的》表格给《法治周末》记者看，上面列明了沃尔玛等知名公司在2008年和2009年的捐款数目和两年相比的变动情况。

　　王振耀认为，这样的公开，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善意的压力，促使企业更加自觉地做慈善，从而促进社会公平和谐。

　　为了形成这种压力，王振耀希望有人“较真儿”，对此他率先垂范。

　　2005年，为了500元的个人捐款免税，王振耀跑遍北京市各相关部门，经过两个月10道程序，终于拿回50元的个税免除，“弄得北京市都很震动”。

　　王振耀认为，信息公开有一个文化的障碍，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文化的学习、文化的转型。他称此为“幸福转型”，因为“转一步，生活更舒适”。

　　“让捐赠者满意，是一个标准。”王振耀认为，信息公开并不是给一个收据、在自己的网站公开一下就可以的。应该是项目调整、竣工等，都要让捐赠者知情。“让捐赠者知道，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尊重。”

　　信息公开能做到什么程度?

　　王振耀拿出一叠花花绿绿的票据。这是上海电视台的一位编导转给他的材料：丁大卫的清单。

　　丁大卫是由东方卫视、上海电视台联合举办的“2008年度真情人物”选出的十大人物之一。在颁奖典礼上，为褒奖他“西部助教”的善行，“真情基金”给予奖励两万元。主办方曾言明，奖金给个人，任其支配。

　　岂料，典礼结束后，丁大卫却细心地盘算着这笔奖金的用途。时隔七个月之久，他主动将两万元的花费，一一列出并附上消费单据，向颁奖方如数清账。

　　这笔奖金悉数投入丁大卫所执教学校的师资培训。2009年3月至6月间，由他和协助其工作的太太韩诗蝶带领，精心组织教师分三批走出山区到教育发达城市的学校进行考察：

　　三次考察分列三份清单，每位参与者名单后都标明各人花费金额，经本人确认签名;并附飞机、火车、住宿、地铁、公交车、长途车等10余种票据，分门别类张贴，共495张，累计20002元。账目之细胜过日常公干报销的财务要求，让人不得不叹服。

　　“我们这个社会对财富的管理是简单化的。不允许富人存在，现在我们也没有勇气走出来。”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让王振耀忧心，前段时间频发的“屠童”事件就是让他下决心辞职的重要动因。

　　王振耀说：“中国社会对尊重普通人的信息公开太陌生了，信息公开是全社会的一个学习过程。信息公开就是尊重我们自己。”

　　“我发现，中国所有名牌大学学生的卫生间里没有几个有卫生纸的。”在王振耀看来，这是“我们不懂得尊重自己”的一个极为突出的表现。

　　“一定要找到一些案例，不断地说，把国外的经验介绍进来，学习起来会很快。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法律、规范。”王振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