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哲学思考，从天道问题讲起，最后还是落实到人道问题上。他提出“道”的观念，有现实的针对性，那就是要为当时的乱世找到一条解救之道。老子提出的治世之道，有三个要点：

　　一、“为腹不为目”的圣人人格。

　　老子关于圣人的说法是：“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并作焉而不为始。”(第二章)“圣人为腹不为目。”(第十二章)他心目中的圣人，显然有别于儒家心目中的圣人。儒家推崇的圣人，着眼于“迹”，着眼于“为目”，不实惠也不实用，存在着形式主义倾向；而老子推崇的圣人，着眼于“道”，着眼于“为腹”，反对做表面文章。

　　老子从“道不可说”的本体论出发，不承认形式美的有用性。同时，他也不承认道德规范的有效性。老子认为，世俗世界中的所谓美、所谓善，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他要求超越相对，进入绝对，领略真正的美和真正的善。真正的美是与道为一的淳朴之美、内秀之美，真正的善是与道为一的淳朴之善、内秀之善。以道为基础，真善美统一起来，这就叫做“复归于朴”、“返璞归真”。老子所倡导的纯朴之善、内秀之善，主张为人朴实无华、真情相待、无为洒脱，成为传统伦理思想中抨击伪善之风的利器。老子敬慕的圣人，与儒家有别，乃是一种“得道”的人格、达观的人格、潇洒的人格、超脱的人格。借用方东美的话说，儒家敬慕的圣人是“时际人”，道家敬慕的圣人是太空人。

　　二、“无为而治”的基本原则。

　　有些研究者常常批评道家，以为道家不重视实行，只喜欢玄谈冥想、坐而论道，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道家在许多问题上同儒家有分歧，但在重行这一点上，同儒家并没有分歧。众所周知，道家非常重视“道”的观念。他们所讲究的“道”，就内含着“行道”的意思。他们历来反对仅仅把道当做言说的对象而不去实行，故而老子才提出“绝学无忧”、“绝圣去智”、“道不可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等警世之论。在《道德经》五千言中，我们透过那些貌似玄虚的话语，很容易发现老子对实际问题的关注、对治世之道的关注。老子治世之道的基本原则就是“无为而治”。我觉得，“无为而治”的原则包含着三层意思。

　　首先是低姿态。老子认为，掌权者不要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在下层面前，应当采取一种低姿态。举个例子来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第六十六章)掌权者千万不能摆架子，千万不可刚愎自用；那样做，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强梁者不得其死”。君王应该懂得“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的道理，把自己当成“寡人”。老子的本意是想让君王以寡人自谦，保持一种低姿态，没想到“称孤道寡”后来却成了君王的专称，成了实际上的高姿态。这是老子所始料不及的。

　　其次是不扰民。老子主张“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讲究切实可行的治国策略。他建议掌权者不要瞎折腾，应当像煎小鱼那样小心谨慎。煎小鱼时如果老是翻来翻去，非把小鱼弄得不成样子，治理国家也是如此。老子提出的“无为而不为”的原则，并不是要人们什么事都不做，而是要求人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不要仅凭主观的想象为所欲为，必须“道法自然”(即遵循客观规律)，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老子的这些思想至今仍然受到政治家们的重视。

　　第三是无常心。老子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第十九章)这句话今天就是“以人为本”的意思。老子强调，掌权者要为百姓着想，不能只为自己着想，不能有常心、有私心。在重视民心、民意这一点上，儒道两家是一致的，但各自施政方针不同。儒家要求掌权者施仁政于民，老子觉得没有必要，他的主张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君王不要以救世主自居。

　　三、“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

　　老子提出治世之道，目标是造就一个理想社会。老子设计的理想社会就是“小国寡民”：“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有的论者指责道家搞复古倒退，要把人类拉到远古的蒙昧状态，恐怕是一种误解。他们仅从字面上解释老子，没有了解老子这样说的真意。在他所描述的社会里，人民的生存得到很好的保障，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与他人和睦相处；由于没有交往，因而也就没有冲突，没有君子小人之分；大家和平相处，从来也没有战争的发生。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一种道家式的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