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化是一个国家的面孔，那么回首5000年中华历史，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道路上，丝绸、瓷器、茶叶、科技发明这些物质文明符号，带动了世界的进步，“四书”、“五经”等典籍所倡导的守信、谦和和求索的精神，则在世界上树立了中国的精神符号。

　　丝绸之路：打通中国文化第一次大规模外传的通道

　　在交通和通讯很不发达的古代，有一个地方让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希腊文明产生过全方位、长时间的交流。这个地方就是西域，也就是丝绸之路经过的所在。

　　西汉时期，两度出使西域的张骞，虽然没能完成汉武帝最初交予他联合大月氏人共同抗击匈奴的使命，却无意中开通了这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中国文化从这里第一次大规模地向外传播。

　　汉朝时期，中国的经济处于上升阶段，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国商品，经由丝绸之路，不仅盛于中亚和西亚，甚至远销到罗马帝国。

　　为了换取中国美丽的丝绸，罗马帝国的金币每年大量流向中国，以至于罗马皇帝不得不下令禁止男子穿着绸衣。但这丝毫不能降低罗马人的热情，罗马城内出现了专售中国丝绸的市场，即使在伦敦，丝绸风行的程度也不亚于中国的洛阳。

　　与丝绸相伴，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开始西传。铸铁技术被逃亡的汉朝士兵带到中亚和西亚，土库曼斯坦的太鹿成了当时中国钢铁的集散地，就连罗马都要从这里进口中国的钢铁。

　　用中国钢铁制成的武器以犀利著称，倍受各国推崇。打井开渠的技术也由中国传入中亚和西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发现了汉代的灌溉渠道；在阿曼，至今仍保有4000多条采用中国方法开凿的地下渠道。

　　丝绸之路成了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通道，并在以后几千年历史中扮演着中外文明桥梁的重要角色。沿着这条通道，中国的茶叶、纸张、书籍走向海外，外国的商贾、文人、僧侣慕名而来。这种中外文化的有效互动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

　　唐朝：占据世界文明的制高点

　　公元7世纪到9世纪的二三百年间，全世界的文明制高点在长安——唐朝的都城。长安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这里居住着大量外国侨民。

　　波斯王国卑路斯和他的儿子泥涅斯曾久居长安，直至终年。唐太宗用两名外族将领取代汉将，一时间，满朝皆是异族将领，大食人李彦升考上唐朝的进士，为世人所称颂。

　　在当时，长安也是亚洲各国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高句丽、百济、新罗和日本就有8000多学生来长安学习，并将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与技术带回本国，进一步发扬光大。

　　盛唐时期，工商业发达，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为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政府开明而开放的对内对外政策，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唐朝广袤边界呈现出的安定气象，则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有利保障。

　　公元641年，玄奘与印度一代名王戒王相会。戒王虽然对遥远的大唐所知甚少，却非常神往。这是因为，一首歌颂唐太宗李世民统一国家的唐朝军歌《秦王破阵乐》早已在印度广为流传。武则天时代，《秦王破阵乐》传到日本，至今，日本还保存有它的9个古本。玄奘带去了中国人对佛教的精辟见解，又在归回后将《老子》翻译成梵文介绍给了印度。

　　唐朝的瓷器也深受世界欢迎，阿拉伯人将中国的丝绸、瓷器和灯并成为“三大名牌货”。埃及开罗曾出土唐朝陶器1万多片，著名的“唐三彩”在日本也有仿制品，被称作“奈良三彩”。

　　唐朝时期，中国的炼丹术极盛。不少波斯商人慕名而来长安购买丹药。伴随着丹药传播到中亚和西亚的是中国的化学知识。阿拉伯化学家贾比尔从中国炼丹家那里了解到水银知识，并借助炼丹知识和本人实践，写下《秘典》一书，后经意大利学者翻译，炼丹术由此传到欧洲。

　　对同一时期的世界其它国家来说，唐朝具有无法企及的“软实力”。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借鉴和吸收了中国的文字、政治制度、建筑风格甚至生活习俗，使本国的文化得以发展。我们从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唐人街”、“唐山”、“唐装”等词汇上也可以看出唐朝中国文化影响之深，涉及面之广。

　　蒙元时期：中国文化走向西方

　　如果说，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无与伦比的话，那蒙元时期，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远远超越了亚洲范围。蒙古人的西征以及四大汗国的建立，使几乎整个欧亚大陆都处在成吉思汗子孙的统治下。

　　1291年，马可·波罗离开中国返回欧洲，其游记轰动欧洲。书中对中国大量翔实、生动又充满想象色彩的描述，让上至皇家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欧洲人大开眼界，对中国的繁荣昌盛极为倾倒。

　　1325年，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来到北京，他在北京居住了3年。他诧异于大汗朝会的气派和狩猎的壮观，对北京皇宫——“全世界最美丽的宫殿”的描述——他的统治者拥有100多个妻子，无数金银财宝，还有1万只大象和1万只狒狒，200位基督徒……在这里，真实性已经显得不再重要，关键是它迎合了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集体认同和想象。

　　明清：掀起一个世纪的热潮

　　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随着一阵音乐响起，只见国王竟身着中国式服装，坐着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出场。这场“中国式”舞会，其实只是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一个片断。

　　仿照中国风格制作的家具就这样进入了欧洲贵族的卧室，路易十五的情人蓬巴杜夫人宅邸中使用整套的中国漆制家具；中国屏风与壁纸成为欧洲上层社会抢购的舶来品，法国宫廷贵妇纷纷以中国的绢制折扇，取代之前风行的羽毛扇。

　　明清之际，中国的海外影响力达到巅峰。中国本可以凭借其影响，成为一个支配性的强权。然而，中国却选择了和平的对外政策。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以利玛窦、艾儒略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怀揣对中国文化的景仰来到中国。他们写下大量关于中国的回忆录、游记和书信，全方位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

　　这一时期，四大发明远渡重洋，传播到欧洲。直到18世纪，欧洲造纸技术的提高还必须依赖中国。另外三项发明——火药、罗盘、印刷术，则成为“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

　　欧洲人开始翻译中国的经典书籍。利玛窦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往意大利；比利时人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法国耶稣会士孙璋等人开始翻译《诗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易经》的影响下，提出了二进制理论。

　　在绘画建筑等艺术领域，中国艺术以新奇、精致、纤巧和优雅，成为欧洲洛可可新艺术风格的灵感源泉。法国著名画家华托深得中国绘画精髓，其作品《孤岛帆阴》陈列于卢浮宫内，一派江南风光。

　　马若瑟翻译了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在欧洲各大舞台不断上演。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纷纷以中国开明的政治制度来映照他们的不足。伏尔泰把康熙皇帝比作他心目中的哲人王，并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中国文化犹如一股不可抗拒的浪潮冲击着欧洲社会，其影响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