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环保不仅是世博的主题，也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在接受生活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对于并不是非常富裕的中国而言，运用更多的传统中国建筑元素，结合当地的气候，少花钱也可以做低碳环保的建筑。

何镜堂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之父”，1938年生于东莞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兼设计院院长、总建筑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科技部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获国家首届梁思成建筑奖。

　　一头银发的何镜堂，普通话中带着明显的广东口音，但一讲起建筑师如何“少花钱，也能做低碳环保建筑”的话题时，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娓娓道来中国馆设计上的节能和低碳。

　　“就遮阳隔热降温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安装空调等方法解决，但是也可以通过设计完善自然通风和绿化等途径，通过适应当地气候的方法解决。”何镜堂说，以中国馆为例，上海的夏天很热，大家要排队等候进入，有时候太阳很晒，而“东方之冠”的斗拱设计包含着冬暖夏凉的环保智慧，这个斗拱层叠架空，通风好，根据太阳高度的变化，夏天阳光进不去，而冬天时阳光可以透入，从而实现冬暖夏凉。

　　九州清晏的自然之道

　　中国馆的建筑在屋顶加了太阳能板，同时包含了雨水收集系统，而中国馆屋顶的“九州清晏”就是一个大花园，何镜堂透露“九州清晏”的水池，绿树和地面透水砖的设计能帮助各省市区馆降温，幅度可达8℃-10℃。

　　生活周刊：您在各地都有作品，现代建筑如何既省钱，又尽可能低碳环保？

　　何镜堂：要做低碳环保节能的建筑，其实并不复杂。我们可以从传统建筑上来汲取到很多的“低碳智慧”。建筑核心的理念在因地制宜，譬如闽南地区炎热潮湿，所以我们的建筑就要求遮阳隔热通风防潮，而北京则需防风沙。我们看传统的地方建筑，岭南的建筑和北京的四合院不一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这与它们所处的环境不同，要求的功能不一样有关。好的建筑要结合当地气候环境的要求，从建筑空间布局本身解决好环保节能问题。

　　生活周刊：做这样的低碳环保节能建筑，您认为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何镜堂：基础是因地制宜。譬如，在岭南的民居，院子很小，因为不需要考虑采光的问题，主要是要让民居符合“冷夏”，通风和防潮。其次，科技是关键，高科技带来的技术革命，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低碳环保的技术革新。对于建筑师来说，我们往往是需要统筹考虑一个“钱”的问题，根据一个建筑的全部使命寿命来计算，是在前面多花钱，在后续的运行过程中来省钱，还是前面少花钱，后面运行时多花钱，需要事先来计算好。

　　独创“两观三性”理论

　　中国馆作为何镜堂又一个力作，在设计过程中体现了真正的“何氏理念”，那就是他的“两观三性”理论。

　　生活周刊：设计师会不会碰到一些难题，譬如建议使用更多的环保技术在建筑设计中，但最后没有被采纳的情况？

　　何镜堂：低碳环保技术的推广难题主要在于往往“甲方没有钱，资金不够。”特别在我们国家，建筑的体量大，国家整体还不是很富裕，这个问题尤其表现得厉害。我们看到，这一次世博会中，有很多先进的环保技术，譬如日本馆的建筑体外，覆盖超轻的发电膜，这样的发电膜在运用效果来说，是非常好的高科技。但对于这样的技术什么时候才能在中国的建筑中来应用呢？这就很难说了，因为它的技术和设备都需要很多钱来投入，现在还很难运用到中国的建筑设计中去。

　　生活周刊：您认为在具体操作低碳环保建筑时，应该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

　　何镜堂：我提出了“两观三性”的理论，“两观”即和谐整体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三性”，指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在城市建设上，首先考虑当地的气候、地形地貌以及文化特色，做到城市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相协调，真正在建筑中体现低碳环保的理念。不能把岭南的建筑上的低碳和环保理念，照搬到各地去，一定要结合当地的气候和文化特色。

　　生活周刊：最佳实践区哪些展馆在低碳环保上给你触动比较大？

　　何镜堂：我看得不是很多，最佳实践区有一个伦敦零碳馆做得相当不错。

　　生活周刊：中国馆是永久性保留建筑，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用途？

　　何镜堂：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我们当时设计时，地区馆以后将变身为会展的场所，地下室会改建为停车场，为会展服务。而整个中国馆将成为国家文化艺术展示的一个殿堂。在这里“九州清晏”和挑高架空的空间和绿色空间中，将成为这个城市的公共文化交流的空间，市民可以在这里活动休闲，可以在这里举办大Party。

　　爱这一行，就要不怕输

　　半个多世纪前，何镜堂考入了华南工学院（现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师从岭南建筑的创始人夏昌世教授，今天，何镜堂则带领着母校的这个团队，在全国各地矗立起一个个城市地标性建筑。如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等等。

　　生活周刊：投标中国馆时，您早已功成名就，当时为什么还来投标，不怕输吗？

　　何镜堂：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的方案一开始并没有胜出，后来才被重新挑选出来。

　　对我来说，爱这一行，要不怕输，要输得起，要通过竞争来提高自己。建筑设计团队需要一直在社会上投标，结果只有两个，要么中标，或者失败，“输”是很正常的事情。

　　现在，社会在推着我往前走，我们所有的成果都是整个团队的成果。学生们比我更聪明，更能搜寻各种相关的资料，他们使我年轻。我也经常对他们说，不要怕输。设计师不能总担心别人是否能理解你的创意与眼光，不能过于在意别人的评价，因为建筑设计师的创意往往是超前的，我们的建筑，不仅是给现在的人看的，更是给5年后，10年后……的人们看的。作为建筑师，要有承受失败的能力，以及迅速恢复信心的能力，要有顽强的心理承受力。

　　生活周刊：之前，社会上对于中国馆的设计，一直有相当多的质疑，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现在再来设计，会有什么变化？

　　何镜堂：建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建筑永远是没有100分的。中国馆是艺术和技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结合。起初设计的中国馆正门向西，但为了更加雄伟、更有气势，将整个中国馆旋转了90°，正门面向正南方，因此原本设计中周围的小园林便没有了。设计常会顾此失彼，只能抓住主要矛盾。

　　中标中国馆之后，压力非常大，除了外界的，更有来自自我的压力。因为中国馆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经受各方面的批评是自然的。所幸，中国馆经受了这样的考验，我现在的心情也平复多了，中国馆体现了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的气势，人们有自豪有自信，让我们的国家更有向心力。

　　生活周刊：在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您个人最满意哪个作品？

　　何镜堂：红色的世博中国馆和黑色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警诫人类远离战争，追求和平；中国馆以“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构思主题，表达当今的鼎盛中华，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在建筑中，不仅要解决实用的问题，更重要的体现它的精神和精髓。

　　生活周刊：目前您在做新作品有哪些，你最喜欢上海哪里的建筑？

　　何镜堂：现在做的作品有天津博物馆、澳门大学横琴校区、成都火车站，在上海的建筑有交通大学的钱学森图书馆。我非常喜欢新外滩，很大气。

　　生活周刊：对于年轻的建筑师，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

　　何镜堂：对于我们团队的年轻设计师，我首先教育他们怎么做人，我们做建筑设计，第一考虑的因素就是人，建筑要以人为本，考虑人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第二，我会时常提醒他们，作为建筑师所应该有的基本的理念，做建筑设计决不能去抄袭别人的作品。其次，我经常和学生们说，一个好的建筑设计师，一定要有好的思维。做一个建筑，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一定要学会取舍。最后，建筑设计的成功，取决于整个团队，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的团结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