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做了有关城市病的报道。报道说，“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成为许多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因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居民生活。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城市中的这些问题不能让人感到愉快，但要说“城市病”已经到了多么不堪的地步，就未免危言耸听了。我国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城市化不足，而不是城市化过头。这就好比一个人胃疼，可能是因为饿了，而不是吃饱撑的。

　　城市病有没有国际上的统一定义，我没有做过调查，但在我国，认为城市病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却相当有市场。事实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至少是含混不清，它把许多本不是城市引发的问题，让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背了黑锅。

　　大城市就是人口多，实在是一个误解。城市面积、人口规模是一方面，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建设水平，城市规划和管理水准，以及城市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都是更为重要的指标。

　　有人会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这难道不是城市病吗？事实上，这些问题只是发生在城市，但病因不在城市。

　　交通拥堵问题只看到车多，还要问一下道路修了吗？公共交通完善了吗？管理水平够不够？由于城市人口密集，环境污染问题在城市表现得更为集中，但不意味着城市让污染更严重。国外发达城市的经验以及许多研究都显示，大城市、人口密度越高的城市，在治理污染方面会更有效率，也更节约成本。

　　至于入托难、就医难，这涉及到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分配。我们知道，这类资源在国民间的分配，在任何国家从来都是一个政治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城市问题。在我国，入托难、就医难的大多是普通市民，还有一些群体其实并不难，不仅不难，他们还能更容易地获得优质资源。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协提出了一份建议案，列举了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的种种压力。比如教育方面，建议案忧心忡忡地说，“有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建议案提出的终极建议，就是要控制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总量。

　　不光在北京，许多城市都会不厌其烦地列举人口增长带来的种种压力，有些城市还出台各种措施以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这样做，就是重新竖起城市壁垒，让城市资源变成一种特权资源，不去在改变不合理的资源分配格局、解决体制问题上想办法，却在抱怨和限制人口流动上动歪脑筋。这正是“城市病”这一概念的隐秘目的，利用“城市病”为维持旧有利益格局开脱。

　　城市中发生的问题，有许多都不是城市引起的，而且这与城市是大还是中小也没有多少关系。它们是深层次问题、体制机制问题在城市这一空间里的集中表现，有一些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有一些则是政治问题。我们看到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问题，那未必是因为城市病了，需要治疗和改变的很可能是某种旧体系、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