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姐妹三人，是中国现代史上无法回避的名字，不仅仅因为她们的丈夫，尤其后二者的丈夫孙中山、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主要还在于她他们本身的魅力：美丽的容貌、高雅的仪态以及良好的教育，使她们成为中国妇女界乃至世界妇女界的典范。

宋氏姐妹都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这种职业的女性无疑需要良好的教育尤其是良好的家教，宋氏姐妹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

目光远大而宽仁慈爱的父亲

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还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这些身份及其不平凡的经历，使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宋嘉树是海南文昌县人，11岁时过继给在美国的堂舅，因而随堂舅居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因不满于做茶店生意而离家出走，几经周折，在一些好心的美国人帮助下到一个神学院读书，毕业后被教会派回中国上海传教。不久与名门淑女倪桂珍结婚，后来生下三女三子，他们依次是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这种婚姻为他在商业上铺平了道路，很快成为上海出名的企业家兼牧师。

由于与美国教会的这段因缘，宋嘉树为孩子寻找学校时，自然首先注意到的是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当时，上海汉口路有一所教会创办的马克谛耶学校，每个星期天，宋嘉树总是带着妻子和孩子到这个学校的教堂参加礼拜仪式。刚5岁的宋霭龄被唱诗班女童的表演吸引了，坚持要求到这所学校学习，但母亲不许，宋嘉树支持了女儿，找到校长，说服校长接收了小霭龄为一名小寄宿生。

从孩子择校学习问题，就可以看出宋家的孩子们正在按照一种混合了中国和西方思想的方法被哺育成长。

在家庭中，宋嘉树非常关心儿女，总是给他们一个快乐而舒适的生活，并经常向孩子们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有意地培养他们具有崇高理想和锻炼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意志，养成谦虚自尊、热爱祖国的精神。就这一点来说，宋嘉树又是中国传统家庭中培养儿女成长的模范。

宋嘉树希望他的儿女们都在“家”接受教育，培养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由于他赞赏美国的教育，因而及时地把子女一一送到美国读书。由于他具有远见卓识和充满苦涩的生活经历，他终于培养了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等著名人物。尽管他的子女们后来各人所走的道路不同，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不一，但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为人瞩目的人物。正因为如此，宋嘉树也被美国作家埃米莉·哈恩称为“模范公民，教堂的台柱，出色的丈夫和最优秀的家长”。宋嘉树的确是孩子们的好父亲。

公务之余，宋嘉树经常用讲故事的形式，向他的孩子们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奋斗经历，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阐明对旧的传统习俗观念的厌恶，对命运安排不公的反抗勇气，以及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的培养，毫无疑问，这些言行对儿女们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既培养了像宋庆龄这样具有高尚品格的“国之瑰宝”，也产生了宋美龄这位近现代中国女性中的“一代风流人物”。

可能因为自己幼年时曾激烈反抗家长的刻板教育模式，所以宋嘉树对自己的孩子一贯宽容，有时近于娇纵。他迎合他们的情绪，要什么给什么，使他们深信生活中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天地之大就在脚下。但他扩大了孩子们的志趣，让他们希冀纷呈，树立了只有以超常的干劲与进取精神才能实现那些希冀的信念。他常常给孩子们讲述他的冒险经历。告诉他们，对有胆识的人来说，天下无难事，他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而，到后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终日忙碌，再也不能像对上面四个孩子那样，在他们身上花很多时间了。他正在成为百万富翁，又承担着革命党执行秘书的责任，与流亡异邦的孙中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结果，只有1900年以前出生的几个孩子才智超群。这几个孩子：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一个个生气勃勃、顽皮淘气、精力旺盛，富有创新精神。这一点与他们的父亲的宽容是分不开的。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创新精神，让他们接受当时最好的教育——在他们稍微长大时，让他们到寄宿学校读书，培养他们的自立能力，这都说明宋嘉树是一个具有远大眼光的父亲。当时中国的教育比较落后，因此，他宁愿舍弃“天伦之乐”，将他的孩子们全部送到美国读大学。

严格要求而近于苛刻的母亲

“严父慈母”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在宋家掉过来了。宋嘉树宽容溺爱孩子，宋家又是一个富裕家庭，这种家庭最容易培养出只会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幸而宋家有一位严厉的主妇。

宋氏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出生于浙江余姚的名门望族。她的父亲倪一山是一位著名学者，思想开明，桂珍是他的小女儿，从小聪明伶俐，三岁时即随老师练习写字，8岁时，倪一山将她送到一所外国人开办的学校读书，14岁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著名的培文女子中学读书，17岁毕业留校任教。因此，倪桂珍接受了当时绝大部分妇女不能享受或不能接受的教育。她的数学成绩优异，还弹得一手好钢琴，由于家庭的影响，她非常热心慈善事业和教会活动。

与丈夫相比，倪桂珍对她所信仰的宗教要虔诚和热情得多。只要在宗教信仰范围内所能做到的事，她都不遗余力去做，因此朋友们都认为倪桂珍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倪桂珍与宋嘉树结婚，组成了影响深远的宋氏家族。倪桂珍虽是名门之后，但她的丈夫宋嘉树在他们结婚以后最初的几年里，确实收入低微，生活贫困。婚后一段时间，倪桂珍在冬天连一条围巾都买不起，只能以旧毛巾围在脖子上御寒。但由于她与丈夫信仰、性格和志趣相投，丈夫亲切、热诚、随和，妻子善良、贤慧、厚道，相互理解和支持，婚后的生活颇为美满。

婚后的一段日子，尽管宋嘉树当时还是南卫理公会的—个牧师，但他已步入实业界。他还热情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因此他工作极忙，无法顾及家庭生活。夫人料理家务，设法量入为出。凡是省吃俭用节余下的钱，她全部捐赠给革命事业。她也接济穷人，并且是学校和教堂的赞助人。

虽然这个家庭在开始时并不十分富裕，但母亲仍然尽量让全家人都生活得快活和舒适，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她也始终保持这样。这一点已深深留在孩子们的记忆中。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大事父亲做主，但事实上母亲往往是整个家庭日常生活的主宰，她不仅要孝敬老人、教育子女，还要精打细算、操持家务。倪桂珍是早期新式中国家庭主妇的样板。由于她个人受到良好的社会教育和家庭的培养，并且是一个热衷于传道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她拥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循章办事的严格态度，也有管理大家庭、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她以慈善为怀，平时对贫苦的人们乐善好施，热心社会福利事业。她恪守宗教仪式，特别注意小节，但却深明大义，她在宋嘉树的影响下，也尊敬孙中山，并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

倪桂珍有刚强的意志，对事业、家庭和孩子都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极严格的要求。所有这些都对孩子们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宋夫人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向子女言传身教，使他们尽量能自力更生。

倪桂珍一生都笃信祷告灵验有效，常常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在这个问题上，小女儿宋美龄的宗教观受其影响很深。她回忆说：“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卑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宋夫人对宋氏姐妹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但不可否认宗教对她们的个性、人生、意志和价值观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倪桂珍采用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斯巴达人以坚韧、刻苦著称)，对孩子进行礼貌规矩的训练。她完全按照清教徒禁欲主义的规范生活要求他们。她视酗酒、赌博和跳舞为罪恶，决不允许在自己家中进行这些活动，而且她把这一切都看做是神的意志，不允许违反。

中国的女孩子还有一种必修课，叫做“女红”。那个时代，有出息的中国姑娘都懂得如何在丝绸以及形状别致的小块装饰品上刺绣，并把他们缀在衣服和鞋帽上。宋夫人希望女儿们精通这项技艺。她雇用了一个受过教育能识文断字的寡妇。上海话的“女工活计”一词听起来与“女叫花子”的读音很相似，宋霭龄对静坐半天才绣出一条边的手工活感到沉闷无聊，就利用这个双关语大做文章，为自己从精神上受到这个寡妇的折磨而报复。她的小妹妹们自然也都跟她学。过了很长时间，这个师傅才发现为什么她的学生在叫她时笑个不停。一意识到这一点，她马上就去宋夫人那告状。母亲立刻做出反应，她感到霭龄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少女的礼节，同时也是基督教所不能容忍的。她严厉地训斥她的女儿。如果不是她丈夫干预，袒护霭龄，她肯定要继续对女儿进行更严厉的惩罚。宋嘉树喜欢看到孩子们独立自主、直言不讳，而且对小女儿们厌恨女工活计寄予同情。为了使妻子接受他的理念，他用更好的主意和更好的理由去提醒妻子，既然仅花几元钱就能买到最好的刺绣，那么用这种精工细活去损害孩子们的眼睛就完全没有必要，眼睛最好用于读书，小女孩们就更应如此。不知宋夫人是被丈夫说服了，还是为已上学的大女儿的眼睛着想，她把大女儿霭龄一人的刺绣活免除了，但两个小女儿仍然继续学习。

三个女儿的打扮，也受着母亲极大的影响。宋夫人一直喜欢梳一种中国传统的发髻，并且要她的三个女儿也这样做。看来这个“家规”无人打破，始终被三姐妹不打折扣地执行着，无论社会流行什么发式，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年轻时还是垂暮之年，在公诸于世的照片上她们都是与母亲一样的发式。虽然这只是一个生活小节，但终身都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

从宋氏姐妹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们的启蒙教育都是在家庭中得到的，尽管家庭的教育无论条件如何优越都比不上社会正规学校教育更全面、更加实在和符合时代潮流。但由于她们的聪慧和勤奋，她们并不比其他同龄儿童受的教育差，加上宋嘉树有明确的培养目标：要女儿们学好英语和古文为到美国留学打好基础，所以她们在家庭当中所受到的启蒙教育，应该说仍然是全面而有效。

一个人从小性格的塑造，可能是一生命运的关键。塑造儿童的人格和性格，基本上靠的是父母亲的努力，这一点，在宋氏姐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们的父亲，热情爱国，乐做善事，注意培养孩子的情操，培养孩子具有远大的理想，但却娇纵孩子，有时无条件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深得他宠爱的老大宋霭龄在兄弟姐妹中品质最为卑劣，一生贪得无厌。幸而有一个严格的母亲纠正这些偏差，倪桂珍对子女要求严厉，但本身善良且对孩子饱含深情，丈夫去世后，她对孩子的要求更加苛刻，因而使得最小的两个孩子宋子良、宋子安恭谨驯良，但却缺乏勃勃生气。而深受双亲影响的前四个孩子一个个生龙活虎，既富有生机，待人接物又显得深有教养。从这个意义来说宋氏姐妹的父母性格的互补，简单是一个绝配。

人们对宋氏姐妹评价并不一样，一般认为“宋霭龄爱钱、宋庆龄爱国、宋美龄爱权”。但对她们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功和优雅的教养都是一致公认的。这种成功和教养，无疑得力于家庭的熏陶和培养。她们父母组织的家庭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有中国传统的素养，也有西方基督教的精神，因而在那个从近代向现代转变的时代，她们能够如鱼得水，活跃在政治、经济的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