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内兴起了一股儿童读经热,著名学者蒋庆为此而编了一套《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读本》,但尚未出版,便已遭受挑战,认为这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反对者还说：“如果(这种文化)得势,我们社会有回到蒙昧之虞。”(《南方周末》,本年七月九日)双方论点尖锐对立,不少人发表意见,进一步探讨到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是否还有意义的问题。读经还未开始,便已经引发出一场争论。

儿童读经,其实在十年前(一九九四),已在台湾推行,而渐及于海外华侨社会，最后回归大陆,成为一股风气。据估计，全球参与读经的小朋友,人数当在五百万以上,真是不容忽视,难怪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读经时代”来临。这种说法当然夸大,但亦可见“人心思汉”,否则家长、教师不会那么热心参与。我自己在十五、六年前发起推动生命教育和文化教育,在法住文化书院也鼓励小朋友念唐诗和《弟子规》、《正气歌》,也收到很好的效果。小朋友并不抗拒,反而以能背为荣。

这当然不是小朋友的问题。小朋友白璧无瑕,就看父母愿意给他甚么样的教育。儿童读经能推行,依我看,主要是近代教育的失败。我在多篇文章讲过：近代教育、学校体制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他们教育的主调是知识教育和才能教育,方法是按儿童的材质加以诱导,并不作人性论上的默认。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教育哲学,也是一种高扬理性功能的教育方法,所以他们能出科学家、艺术家、资本家,甚至伸张意志的英雄,但却不大能产生讲内在修养的君子、善体亲心的孝子,和承担时代气运的读书人。前者能开创,一往无前；后者能顾念,多问自己；前者依赖理性,后者顺于性情。所以这不是谁优谁劣的问题,而是教育的目标不同。国内学者每以中国落后,必须先向西方学习,这种假设不自觉以西方为标准,而不知此标准只能落在知识、技术(或者包括制度)方面说,却不能在提升人的质素、成长人的生命上有效。在这方面西方教育已经彻底失败,你只要看美国社会罪恶之多、青少年暴力、吸毒、色情事件之严重,就已经知道此路不通。连带学习西方教育的,如香港、台湾,也是江河日下。我办的《性情文化》每期都有青少年教育的调查,每期都发出警号;虽然大部分人仍然无知无觉,但毕竟还是有许多家长支持,这就是儿童读经之所以有市场的社会因素。有识之士都觉得：如果再不教育孩子规矩礼仪,如何与人相处,任其随社会潮流文化而动,势必毁了孩子一生。

如果我的分析不误,那么,儿童教育问题也不是靠读经便能解决。经典,毕竟是须要与生活相依的;有些经典观念不但陌生,而且已经被历史放逐,例如三纲之说,孩子弄明白之后,只有引起反感。我们不能再像古人那样简单地以“经”为常道,将之奉为绝对权威。在读诵之前,应有选取,亦要考虑如何赋予现代意义,不要播下历史中已经死去的种子,或对儿童成长有错误讯息的种子;要把读经看成儿童成长的健康的平台,而不是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

主张儿童读经的人说,要趁儿童记忆力强的时候把经典嵌入他们的脑海中,长大后自然明白个中道理；反对者则认为这岂不把孩子的命运交给传统决定了吗?这对孩子的前途并不公平。我认为这种讨论尚未触及经典的内涵,而仅在外围言之,未免无的放矢。我们既然对经的内容有所选取,那就不是语言问题、形式问题,而是义理问题、思想问题、生命问题。古人以经为常道,不免将其语言绝对化、行事方式绝对化,所以很令人怀疑是不是还适用于今日?对儿童提供帮助还是横添障碍?议论不休。解决这一问题在于分层次,“常道”不是指那些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东西,而是有普遍意义的、古今相通的东西。那是甚么?那就是人的性情、人的心志、人的修养、人的担负。如《诗经》、《论语》、《孟子》、《左传》人物,许多都令人感动。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又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还对伯鱼说：“汝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同上)这就是说,文学不是只追求音律之美,还有开启生命、成长生命之功。古人把这称为教化,但绝非自外而入,如西方之知识教育,而是情从内发,而得一大感动,进而提升人生。所以孔子又说,人生之路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之教是成长之教、成人之教,但必须从性情之开发始。我认为读经也一样,应从此路入,根本不须谈甚么知识性的东西。知识是后起的,你只要建造好这个平台,健康的成长就有保证。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所以我在这十年,提倡性情教育、生命成长的教育方法;这是本,读经则是外缘的配合。我不敢说有很大成果,但学生日增,连父母也受教。

读经并不难,但必须先开教育之门。谨以十年来在海内外、港、新、广东三地教学经验,为言读经者诸君一助。

附记：如有可能,我倒想编一套性情教育的教材,以供国内外教育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