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学佛可使人健康长寿。

　　康宁长寿是人类共同期及的，也是医学家和宗教家致力研究和探索的，其秘因是什么呢？原因很多，各说不一，但“有德者寿”，“仁者寿”这句名言为大家所共认，说明有德之人可以高寿。从“德”的角度我们来分析一下佛教：佛门有句常语叫“未成佛道，先成人道”。佛教有戒律若干条和繁芜的行仪，规定了人们怎样做才对，怎样做不对，以及行、住、坐、卧和待人与处事（包括对父母、师长、兄弟、姊妹、主人与仆从）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所以李世民讲“出家乃大丈夫之行，非将相所能为也”。戒律几百条，终身不犯，非丈夫不能为也。其实大家对“和尚”一词不甚了了。“和尚”按教义应释为轨范师或师父，无德无行焉称为师父。再说，成佛之道，没有别因，就是修福修慧，这里的福就是道德，福慧多到一定程度，量变引起质变，自然由凡转成圣人的佛了。还有许多长寿之法，只不过是末流，最根本的是修德和修慧。为此，举几个实例来证明有德者寿。

　　例一、学佛人比普通的人病少。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医院内三科主任陈俊元，1985年率5人工作组对上海玉佛寺、龙华寺和苏州寒山寺、灵岩寺的百名僧侣和这两地养老院百名普通人进行了血粘度的测试。结果表明：百名僧侣中无疾病者57人，而普通人者只18人；心血管患者僧侣中只18人，而普通人者67人。僧侣健康程度比普通人高。所以僧侣中高寿者很多。中国佛教史上也有很多记载。《宋高僧传》称僧慧昭在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时，已290岁。他生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在百岁之时，“身体枯瘠而筋力不衰，日行百里”。后来遁去不知所终。唐朝滑州龙兴寺高僧普明，“生年或云三百岁”、“虽老不疲，行疾如风”。隋朝江都寺僧人法喜，据说活了三百岁，“年可四十许，岭南耆老咸言儿童时见识之，颜貌如今无异……亦自言：旧识庐山慧远法师，说晋宋朝事，历如信宿前耳”。唐朝邺都圆寂禅师（公元671—825）活155岁。公元750年印度莲花生应邀赴中国西藏弘法，当时已90岁，在藏54年，回印度后又活12年，算起来也活160岁。近代乐至报国寺离欲上人世寿105岁。从历代高僧传中分析，其中70岁最多，50岁左右很少，而其百岁者很多，如：唐无畏寿99岁，惠秀100，九华山金地藏99，礼崇寿97，神秀100，智藏95，怀海95，志鸿寿108。

　　例二、中国皇帝有200多个，平均寿命不到30岁，然清乾隆皇帝自诩为“古稀天子”，在位61年，还当了四年太上皇，寿高88岁，他之所以例外，就是因为虔心向佛。

　　再如老寿星吴云清，延安市政协委员，到1999年160岁。他出生于清道光十八年（戊戌）腊月（即1838年），老家河南，自幼家贫，出家为僧，曾为兴化寺长老，“文革”被关牛棚，后隐居在河南的一个山村里。吴老的高寿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始于1996年3月，当时吴老的弟子向某报投寄了一篇稿件，文中写道：“吴老不仅在世，而且依然鹤发童颜，身心犹如童子。”同年10月12日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全国20多个省的养生学者，齐集西安市213研究所，特请吴老作养生学术报告，其中讲了五要：第一、淡泊名利。同时咏了两首古道歌：“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善用三宝可长生”；“酒色财气四道墙，人人都在里面藏，有人能跳墙外去，不是神仙便寿长”。但吴老十分忌讳人们询问其生辰和年龄。1982年人口普查时，他就按40岁自报，并编了一首自嘲式的打油诗：“人口普查吴云清，40岁时出了名。当年曾是百岁人，如今越活越年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佛不言姓，道不言寿”；二是老人看破红尘，清心寡欲。尽管如此，但他的养生修道之事仍为许多新闻媒体报道。如《北京晚报》、浙江《文化娱乐》等报刊多次报道。

　　例三、廉洁人员的疾病比不廉洁者少得多。

　　据《四川政协报》1998年6月16日载：日本一位医学心理专家，曾将50—60岁的483名指控有贪污受贿罪的官员与同龄阶段的483名廉洁官员进行对比研究。通过长达10年的追踪观察，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那些不廉洁官员，患心肌梗塞、高血压、脑溢血、过敏症、神经衰弱、精神性疾病的比例，高达60%，有的在观察期间就死亡。而廉洁官员的患病率只有16%。学者指出，不廉洁行为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导致身体内分泌失调，免疫功能下降，脏器功能障碍，从而诱发以上疾病。心理压力主要来自：缺乏安全感、紧张恐惧、心理疲劳、孤独抑郁等。

　　我国古代有位贤人叫吴草庐，他这样说：“仁者寿，圣人之言也。余尝执此以观天下之人：凡气之温和者寿，质之慈良者寿，量之宽宏者寿，貌之厚重者寿，言之简默者寿，盖温和、慈良、宽宏、厚重、简默，皆仁者之一端；其寿之长，决非猛厉、残忍、偏狭、轻薄、浅躁者之所能及也。”

　　三是学佛可使人富贵。对这个问题历来世家与佛家有不同的看法：世家讲，聪明有种，富贵有根，这是为那些出身豪门而找的借口；还有一种宿命论，认为人的命运自有天定，无法更改，因而导致一些人的玩世不恭、纵情无度、涂炭生灵。但佛教不然，则认为“命虽有定数，不是常数”，主张命自我立，业自我造，报自我求。佛经讲：“一切福因，不离自心，从心而觅，无不感通。”佛家主张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创造幸福的命运，而不持机械论，宿命论。即是说人们念经、拜忏、礼佛是不可能得到什么官位和金钱的，佛经不是点金术，若是那样同样落到宿命论和庸俗的迷信上。在此我们举三个例子可以说明：

　　例一、《了凡四训》的作者袁黄。明朝吴江（属江苏）人，字坤仪，初号为学海，后改为了凡。因为先前他相信宿命论，后遇云谷禅师，受其指点，广作善事，积极改造了命运，他深谙作凡夫之道，故取名了凡。于是将其一生学佛、做善事、改造命运等四点写成书，作为家训，传给子孙，于是世称《了凡四训》，在信众中广为流传。该书述道，了凡幼年丧父，依母志弃学就医，在慈云寺遇着深谙邵康节黄极数的云南孔先生为之算命，说他有官运，县考14名，府考72名，提学考9名，俸禄91石，某年任宝坻知县，三年半辞归故里，53岁无子而终。先是不信，后每次考试，如其所言，便信：“升官发财，迟速有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命运理数。从此心灰意冷，淡然无求。一次，到南京栖霞寺拜访云谷禅师，二人对座，三夜不眠，了凡竟不起杂念。云谷奇怪，而问其故，了凡将孔算命之事讲了。禅师却不以为然，用佛教“一切福田，不离自心，从心而觅，无不感通”，以及“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的道理对袁了凡讲了，并告知以积福造命的功过格法，让了凡作善事，而且还传授了准提咒法。了凡发愿要作三千善事，日日用功，结果孔先生所算之命就不灵了。隆庆四年考中了进士，放任宝坻知县，有善政，擢兵部主事。日本侵略朝鲜，随经略使宋应昌军往征倭寇，多所策划凯旋，因功升拾遗（谏官），并育一男，而且已进士及第。到了五十三岁那年，安然无恙，写《了凡四训》时，已69岁，实际寿高74岁，官居五品。反观一生，他认识到《书经》里讲的“天难谌，命靡常”和“惟命不欲常”的道理，即是天命之说虽可信，但不是一成不变，积福可以造命。

　　例二、春秋战国时的孟尝君田文，他继承父亲田婴的爵位受封于薛（今山东滕县），轻财下士，养门客三千。曾一度为秦国宰相，归国后齐泯王又任为相，他坚持合纵。一次他叫一门客到封地去收租税，因农业歉收，门客就把契约烧了，一点租税没收到。孟尝君问这是为什么？门客回答说：“相爷富贵已极，什么都不缺，唯缺功德，这次我给你播种了”。后来田甲叛乱，孟尝君受排斥而卸职归国，受到佃户们的拥戴，好名声远播。田甲乱平，齐王闻听孟尝君之贤，又恢复了相位。于是孟尝君成了当时四君子之一。其他三君子即是：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

　　例三、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江苏无锡人，荣毅仁的父亲。他经营棉纱和面粉业，20世纪30年代成为巨富。当时上海青帮和特务勾结绑架他，勒索巨款。荣拒绝，遭严刑拷打，执拗不过，交出巨款才获释。荣遭此劫难，深感人生是苦，穷日子很苦，但发了财连性命不保更苦，几欲自尽。一位朋友用佛学开导他说：“财富名义上是属于你的，实际上是五家共有（即败家子、盗贼、贪官、水灾、火灾），财之所聚，即怨之所聚”。荣恍然大悟，从此积极从事慈善事业，成立“百桥公司”，发愿无偿修一百座桥梁，其他善举也不胜枚举。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家财更加富裕，并被誉为大慈善家。而他的后代人才辈出，前几年荣氏家族回国观光，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留居国内的荣毅仁，仍是我国有数的富翁，曾任国家副主席。

　　由是足以证明佛教的富贵观的正确。《道德经》上也这样讲：“既以为人，已愈有；既已与人，已愈多”。圣人之言，不谋而合。

　　三是学佛可祥和社会，安定国家，促进世界和平。

　　佛教的宗旨就是世间利益至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分为这样几个层次来说明：

　　第一层，佛教的修持次第，是先修人道，再升华到佛道，故太虚大师讲：“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讲明了人道与佛道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在修持的方法上，要求修道者按三十七道品、六度、四摄、四无量心规范一切行为。比如处事讲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提倡布施第一，布施就是舍己利人。这种布施（舍）十分高尚，佛在《因缘护生经》中讲：“为护生命，宁舍钱财；为护一家，宁舍一人；为护一村，宁舍一家；为护一国，宁舍一村”，其利人精神何等高尚和伟大。试想：有了这种精神，何期人际关系不改善，社会不稳定，国家不安定呢？什么样的矛盾和斗争，都会在这种伟大的精神下，化为乌有。

　　第二层，真正的释子是既爱教又爱国。佛教讲出世而入世，佛子为了广度众生，先走出世之路，待自己先觉之后，再度众生，但若一旦世间众生有难，则会挺身而出，所以僧人又是十分爱国的。比如在抗日时期，佛教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又如清道光年间诗僧敬安，他出世而不忘入世。处在民族脆微、外族入侵之时，他关爱着国家安危与民间疾苦。他在两本诗集中有不少爱国诗句“强邻何太酷，涂炭我生灵”。当敬安听到法军侵占台湾，清军败于基隆时，竟然病发，彻夜不寐，赋诗道：“谁谓孤云竟无着，国仇未报老僧羞”。“平沉大地复何事，粉碎虚空无一言。唯有哀时心尚在，白头垂泪望中原。”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第三层，佛教的隆兴与盛世密切关联。这里举两个实例：实例一、佛教的兴盛带来国丰民安的“贞观之治”。众所周知，唐太宗非常信奉和扶持佛教，他派玄奘到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译经活动。同时下令兴修庙宇，贞观之年，为报母恩，舍旧宅通义宫为尼寺，全国寺庙达3716所，那时，为官的信奉佛教，深信因果而勤于政事和廉洁奉公；对民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客观上安定了社会，缓和了国内外的各种民族矛盾，止息了战争。公元630年，全国死刑不过29人。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八方来朝、迎来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实例二、“康乾盛世”也是佛教兴盛时期。清顺治舍身佛门，康熙奉佛，雍正对佛教更是通家，他主持编写了《御览语录》，传到乾隆更是集佛教之大成，编篡了《大藏经》，并把它译成满文，使《大藏经》有了藏、汉、满三种文字。故梅光羲在《无量寿经》序里讲：“前清盛世，万善殿常课此经。故宫廷整肃，政治清明，由彼时群知因果，故能上下相戒，朝野相安。咸同而后，此经辍诵，朝纲紊乱，国势随衰，虽不尽由于此，而此经关系重矣！”也正如《大乘无量寿经》所讲：“佛所行处，国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佛子所期求之事，也正是国家和人民所期及之事。

　　综上所述，有力地说明佛教是科学性的，不是凭主观臆断，自我吹嘘，而是凭着佛教理论上之至极，道德上之至善，内容上之包罗万象，适用性上之知行合一，果德上之超生脱死，故所以尽管世人对佛教有误解而蒙上尘垢，都能在流布过程中不断被拂去，使它那灿烂光辉始终炳然历史。

　　总之，我们必须正确看待佛教的科学性、实用性、真实性和超越性，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正信，从而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实现佛教“人间净土”做贡献。此种大利，何可而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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