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是什么东西成道时是它，修道时也离不开它呢？恐怕只有一个“中”字。所以尧传舜只有一句话：“允执厥中。”老子也说，“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夫子称中庸为至德，佛陀称至法为中道。中国以中为国名，中医以中为准绳，我们的文化处处体现出中之妙谛。这个中如果用两个字表达，便是中和。中为体，和为用。如用四个字表达，便是中和圆通。中和是体，圆通是用。因此，这个中是我们文化的灵魂，也是做人做事、成道成圣的最高准则。理解了这个中，我们才能读懂经典，走进圣道；不断地依中而行，我们才能日日自新，转凡成圣。所以大道至简，得其一，万事毕。一个中字便可囊括千经万典，便可统摄千语万行。中之义大矣！

　　但领会与践行这个中又谈何容易！这个中是活的，不是死的；是多维的，而不是平面的。它既近又远，既显又隐，既平常又神奇，既是过程，又是结果。所以要把握好这个中永远不可能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事。它是人生走向幸福的一条光明大道，是人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法宝。一个人只有在圣师的指引下，时常怀抱这个法宝，永不偏离正道，经过一生的努力，才有望达到夫子“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至善境界。

　　何谓中？中有体用两面。子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说的是人七情未动时的至善本性即是中。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说的是万物的共同本性即是中。所以就体来说，于人，这个中即是夫子说的仁，子思说的诚，孟子说的良知，佛家说的佛性。于物，这个中即是子思说的天命，老子说的道，佛陀说的空。就用而言，子思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是说用情合理即是中的表现。又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是说天地万物各循其性即是中的显现。因为体用既非一，又不二，其妙皆在一中，所以体现在修身上，自然要讲成己成人，内外兼修，动静交养，本末并进。这种“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则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道行持法是孟子以前圣圣相传的大中至正的圣道大法。自伏羲至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老子、孔子、曾子、子思直至孟子，可谓薪火相传，法脉不绝。只是自孟子后圣道衰微，圣学凋零，大道一脉衍为三教。于是以中为本、以和为用的大道遂分为以自我和为特征的佛家、以人我和为特征的儒家与以物我和为特征的道家。分裂后的三教已不把集古圣之大成的孔子视为大道圣师，却将之视为狭义的儒家创始人，于是三家各抱己见，互争高下，遂使大道愈来愈晦。而在儒家内部也渐分儒学与儒教两派，一重学术而轻做人，一重做人而轻学术，两者皆偏离夫子道艺并重、德才兼备的圣学宗旨。

　　夫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先儒释此句异说纷呈，皆是因为此中难明之故。有的无视“乎”字，将“攻乎异端”解作“攻击异端”，有的将作语气词的“也已”解作实词，认为夫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反对异端，异端的为害就会停止，或者理解为“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害的”。如果说孟子因处于大道岌岌可危的时代，为了维护圣道，出于不得已而有攻击杨、墨异端的言词，但在孔子的言论中我们却找不到反异端的言词。在夫子担任鲁国司寇，摄行相事期间，齐国给鲁国送上一批美女组成的乐队，鲁定公与大臣相与观赏，三日不举行朝礼，夫子只是一走了之。在夫子周游列国期间，曾遇到一些洁身自好的隐者，他们劝夫子避世，夫子只说“鸟兽不可与同群”，既不斥隐者之非，亦不改拯救天下之仁心。夫子平常教人也从不用过激的语言，或用矫枉过正的方法去对治，只是给人指中，让人明中后自觉地向中靠拢，因此夫子的教法，如用医来比喻的话，不用猛药对治，只教人合理疗养，是治未病的上医大法，所以夫子的道用江希张的话是“大无不包，细无不纳，体无不备，用无不赅，无论何时何地何人无不相宜”。夫子为什么不反异端？因为反异端是不能包容异端的表现，也就是说自身也在异端之中。既然各执一端，那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异端邪说从来没有因为人反对而能使之灭迹，就象用化疗难以彻底治愈癌症一样。所以夫子只说一个人如果不明中道，把功夫下在走极端上，那么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因此，夫子的教法主要体现在导人入中上，让人在言、行、思三方面都能做到合情合理，适中合度。这既是治法，又是养法；既是改过法，又是迁善法；既是入世法，又是出世法。真是“吾道一以贯之”啊！世上大概只有中土，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有这么深厚的文化，有这么智慧的民众，才足以造就象夫子这样的至圣，也才有幸得到这种高明圆满的教化。生为中国人，当感到庆幸。

　　圣道隐晦数千年，一方面是人们小看圣人，只看到圣人其近如地的一面，而看不到他其远如天的一面；另一方面是高看圣人，认为圣人生而知之，高不可攀，世人学不了，不必学。不知圣人亦是人，只是改过迁善，敦伦尽性而已。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有成圣的潜力，只是人是否有恒志，能否去笃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