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仕强认为，西式管理太过理性，中国式管理强调人情，可与之相补充

“30年前，当我高举中国式管理大旗时，很多人笑话我，因为当时世界500强里没有中国公司的影子。但现在看来，我是对的。”

　　在日前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培训论坛上，“中国式管理之父”、中国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曾仕强颇为自得地谈起自己的管理思想。

　　他指出，“西方管理理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太过理性，但管理的主要对象———人，却并非总是理性的。这就需要中国式管理与之补充。”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刚一开讲，曾仕强就抛出其理论的核心：中国式管理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企业管理，能极大地发挥个人能动性，有助于企业进入最佳发展状态。“其中最突出的一点，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曾仕强举例说：“如果你的同事升职为经理，大家表示祝贺时，那人一定不会说自己早已盯上这个位子；相反，那人一定会礼貌地自谦几句，内心暗喜但却会显得一脸淡然。”

　　事实上，每个中国人对这样一幅职场素描都不会陌生。“如果那人当时不知趣地表现出自己更强的进取心，一定会惹人反感。简言之，就是要摆出一种‘不争’的姿态。”

　　他接着指出，眼下许多公司由于受西方管理思想影响，都以在中国做大、做强为目标。但真正掌握了中国式管理思想的企业家都知道，如果你“争”的意识太强，把竞争对手全吃掉了，那么自己离关门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争’心太强，容易做出赶尽杀绝之举，那样不利于自身的持续发展。而且企业如果把所有的竞争对手全都打垮了，自己也将暴露在一些全球企业尤其是外资巨头的视野下，极易与其发生正面冲突，商业风险高了许多。”

　　“犹太人被公认为天生的生意人，但我一个犹太朋友却坚持认为，最会做生意的其实是中国人。”曾仕强解释说，“这位朋友认为，犹太人的生意头脑举世皆知，因此绝大多数人一见犹太人就心生警惕，导致谈判异常艰辛，赚钱也非常不易。中国人虽然从来不说自己会做生意，但事实上很多中国商人在世界各地都赚了大钱。”

　　曾仕强补充说，类似这种“不争而胜”的中国式企业战略其实还有很多，“只要仔细研究中国文化，就能从中发现更多高明的管理方法，如果善加应用，企业一定会受益匪浅。”

　　不战而屈人之兵

　　曾仕强的发言在现场引起了热烈反应。参与此次论坛的另一位传奇人物、世界首位男子乒乓球单打三连冠得主庄则栋，也回忆起自己的赛事经历，感叹地说：“中国式管理理念对中国人的影响无处不在。譬如在乒乓球比赛中，取势、攻心比战术发挥更重要，它体现的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庄则栋介绍说，上世纪60年代，日本人发明了弧圈球，一时间横扫世界乒坛。当时中国队曾想出各种克制方法，他本人也自创了一套新的打法，并凭此称雄国内。但当他第一次出国比赛时，由于过度紧张，在气势上输给了对手，结果屡战屡败。

　　此后，他在心理上作了调整，采用一切手段毫不留情地压制对手，结果屡战屡胜，一路杀到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他由此深深地体会到：“气势很重要！”

　 庄则栋还回忆说，在一次世界大赛的半决赛上，中国队遭遇朝鲜队，胜者将面对日本队。中朝比赛期间，日本队员全都会到现场观战，研究中国队的打法。所以赛前开会时大家议论纷纷，商量如何既能战胜朝鲜队，又能隐藏实力。

　　但庄则栋却极力反对这种意见，他认为应该毫无保留地打击对手，而且是越狠越好，让观战的日本选手望而生畏，还没比赛就在心理上输掉。“半决赛时我拿出了所有看家本领，以大比分战胜朝鲜队队员。这样一来，决赛时日本选手非常紧张，结果连犯低级错误，我轻松取胜。由此可见，取势、攻心是何等重要！”

　　对此，曾仕强评论说：“让对手紧张、望而生畏，从而不攻自破，其实就是《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具体表现，它同样也适用于现代商业竞争。《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看似与管理无关的中国典籍在现代企业界大受追捧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与传统文化“无缝对接”

　　不过，曾仕强也承认，中国式管理并非完美无缺，在实践过程中一定会碰到很多问题。他又举了一个例子来继续说明。

　　在本土企业里，如果一名员工频频受到公开激励，那他（她）以后的日子可能不太好过。因为“树大招风”，别的员工可能因妒生恨，想办法给此人“泼脏水”。

　　对此，惯于采用中国式管理方法的领导通常会把该员工叫到办公室，私下给予奖励；同理，这类型领导在批评某个员工时也会尽量选择非公开场合，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面子”比“里子”还重要。

　　曾仕强表示，这是中国式管理缺陷的一个典型表现。因为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员工激励制度应该要体现为一种透明式的管理，才能显得公开、公平、公正，赏罚分明。但碍于“面子”，中国人往往不习惯接受公开批评，也担心“招忌”，不太适应当众受褒奖。

　　“这就是中国式管理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实践进行‘无缝对接’。”眼下我们需要做的事就是要在过于制度化的现代企业管理中，调和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之处，增添更多的灵活性、合理性元素，让管理更有柔性和弹性，更富人情味；同时还要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弊端，使之更适应现代社会与现代企业。”曾仕强最后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