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7期专访宗萨钦哲仁波切
“生命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们常常不是向内思维，反而用外在的事物，宗教、哲学，书籍，来回答这些内在的问题，因而常常走到岔路。”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对本刊记者说。
感受一朵花，并非人生的全部目的。曾经，有一个学生问他，人生目的是什么？他说：“人生就是你身边睡着一只老虎，你会恐惧、逃避，如果你不知道这一切是幻象就成问题。你要骑在它上面，抚顺它的毛，人生的目的是要和老虎睡觉。”
我们身外的一切现象，都在我们身内有相互对应的存在。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说，真正的“朝圣”，就是看到自己的心。但普通人往往需要形式感的启发，他就经常会被问到有关前往佛教圣地朝圣的细节问题。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他写了《朝圣——到印度圣地做什么》。应该去哪儿，如何做，它不是给观光客的旅游指南，更多是提供一种心灵上的指引。
《人间是剧场》则是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在世界各地的讲座（开示）合集，涉及多方面内容。这是一本集中了他思想精华的书，其中收录有他对见地与禅定的诠释、对死亡的忠告或者讲生命是什么，以及对《金刚经》详细而彻底的讲解等。“哲学意义上讲，‘金刚代表各种错误的见地’。”他说，“我们需要《金刚经》的要义来消灭自我，而这部经的关键任务是摧毁所有的见地，是为能摧毁金刚的智慧。”
《佛教的见地与修道》是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因为在市面上已经绝版了，这次重新出版发行。后来的《正见》就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写就的普及型读物，而《见地与修道》则更为系统而深入。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1961年生于不丹。7岁时，被认证为蒋扬确吉罗卓仁波切的转世。他从小接受了严格的宗教训练与修行，同时兴趣广泛，成年后，分别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纽约电影学院学过电影专业。他给贝尔托鲁奇的电影做过顾问，导演的两部影片《高山上的世界杯》、《旅行者与魔术师》，在国际上屡获奖项。
亲近他的朋友告诉我，他和这个世界的很多人相反，生活中，他喜欢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藏起来，把不好的一面示人。比如调皮讽刺，或者夸张自己的缺点，但在私下，他是一个极为用功和有着很大的慈悲力量的人。
人们喜欢拿各种问题请教他，他经常用“我们”来回答，把自己放入有所蔽障，或被各种概念弄昏了头的人中间。然而很多时候，那的确是我们的问题，却并非是他的——这也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慈悲吧。
采访内容，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以下用简称）以英语作答，由姚仁喜翻译。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书被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喜爱，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书里的逻辑和理性——相对以前的佛教经典书籍而言——更接近我们习惯了的现代语言阐释系统。您同意吗？通过您的书领会的佛教精义，对现代社会是一种解构，但当讲到“一切皆空”的时候，我又有一种新的“被建构”的感觉。佛教是否也是一种建构呢？为什么要相信您的说法呢？
宗萨钦哲仁波切：事实上，原始佛教的教法，非常简单且直截了当。但是，像我们这种传统的佛教社会，历经多年产生了多种文化的执著、禁忌与习惯，于是就创造出了许多我所谓的“花边装饰”（sidetrappings）。但我们必须记住，这些都是必要的，而且历经数世纪以来都发挥了作用。它们也会改变，我们今天认为是直截了当的东西，说不定在50年内，就会被认为非常繁琐复杂。虽然我很想独占直截了当介绍佛教的功劳，但我必须很诚实地说，所有功劳都应归属于佛陀本人，以及我的上师们。
佛教是有一种解构的元素在里面，但它并不解构现代或古老社会——社会本身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一直把幻相误认为真实；而直接地指出这种误解，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解构。是的，解构只能用建构另一种系统来达成，但是，如同佛陀清楚地说过，佛法的深奥在于我们终究也要把他所提供的道路解构掉。我们由此可以说，佛教是一种消融的道路，虽然我们很需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同时我们也需要记住：一旦目的达到，那个解决的方法也需要被抛弃。
所以，了解幻相为幻相是非常有价值的觉知。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各式各样的承诺都不断地强化这些幻相为真实，像民主啦、经济啦、健康啦、长寿啦、永恒的快乐等等。因此，如果不能随时检验事实真相，也要偶尔检验一下，才能看清楚我们如何被这些承诺所欺骗，以免将我们带到无可反转的失望。
即使是“一切皆空”这个宣言也只是一个宣言，而且如同佛陀所说，当我们一旦开始使用言语，就没有办法表达实相或真谛。然而，理解真谛是唯一能让我们从非真实或幻相中解脱出来的办法，因此思索真谛是非常必要的。
空性的哲学主要是经由逻辑所建立的，可是逻辑总有破洞，而且不究竟。佛陀本人也说：“依法不依人。”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有人说了就直接相信，当然这也包括我所说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过“现在的世界让我们缺少与众不同的运气”。让·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中提道：“现代变革把我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了‘真实的荒漠’。借影视和网络，文化产品得以被大批复制，所有人都迅速接受同样的信息。包括对真和假，好和坏的人为构建的判断。”30年过去了，现在，文化产品对这种统一的价值观的复制变本加厉。如果电视很难关掉，我们如何让自己变得更美好？如果最终忘记“与众不同”的想法，很危险吗？
宗萨钦哲仁波切：正是这个原因，灵性之道在今天更有其必要性。直到不太久以前，人类犯了一个错误，大家想象：我们可以上月球了，我们的飞机无远弗界，我们的船不会沉，科学就是一切。科学似乎回答了人类所有的问题、目的、意义，以及希望获得快乐的目标。现在我们了解，虽然科学和技术带给我们这么多，特别是在健康、医学诊断等方面，但是科学也可以说直接摧毁了我们的外在与内在世界。在生态上，我们基本上是以一种高速度的办法在自杀；心理上，我们强烈地与自己疏离；而类似悲心、慈爱、容忍等价值，几乎是被拿来嘲讽用的——我们从来不准备给他人悲心、慈爱与容忍，但当我们自己接受时，又非常珍惜它。
因此灵性道路的信息与教法，特别是中国传统上所有的儒、释、道，都已深藏在诸位的基因中、内在里，其实没有必要从外面再带进任何灵性的教法，只需要将原有的加以培养、增强。
当然，我们还是会被物质主义所包围，尤其经由电视与互联网。在几年内，我们每个人的脑袋里都有个SIM卡，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我们以对的动机来使用技术，就会让我们有所收获。
至于忘记“与众不同”的想法，我不会说这是危险的，可是跟许多人类的情绪一样，它是矛盾的，我们都希望特别、都希望被注意、被认识，可是同时我们又完全被名牌、潮流、嗜好、俱乐部、价值观、书中的主角等左右，因为我们也希望归属于某个东西或某个人。如果有任何危险，就是失去我们的纯真性。
三联生活周刊：佛教让人们放下贪嗔痴。但这需要有超级理性是不是？似乎只有很智慧的学生才可以找到平衡。怎样可以让“放下”成为一种内在力量，同时不会像有的佛教徒一样，变得对家庭，对工作，缺乏责任感？
宗萨钦哲仁波切：如同我们所知，贪嗔痴并不是无中生有的。我们所有蔽障情绪或迷惑，事实上是长久以来所建构、积累的习性，然而，由于这么久了，我们都不将它们看成习性，而认为那就是我们很大的一部分。可是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由此学到某些东西，因为这代表情绪是我们累积的习惯。如果我们能够成为情绪化、易怒、消沉或忌妒的专家，同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变成另一个样子，佛法就是拿来训练这另外一个样子的工具。同时，我们也知道，不管我们的情绪有多顽固、多强大，它们都不是漫无章法或无中生有的，而是有因缘而来。事实上这告诉我们，如果能够操控我们情绪，能够了解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因与缘，我们就能将它们连根拔起。
很重要的是要记住，佛教与佛教徒是不一样的，就如同民主与民主党员是不同的。佛教徒也是人，只因为成了佛教徒，你的见地与行止并不会在一夜间就完全符合佛教。很不幸，佛教这条道路，常被大家以佛教徒的表现来评断。因此佛陀一再地说“来，来看”，而不是“来，来加入！”因此，听闻、思维、批评、分析佛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如果你真想要寻求一条道路，而在开始的时候，“寻求”可能比“找到”还要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11·15”上海大火以后，在头七，很多年轻人走上街头献花。这个细节令人感动是因为你以为现在的年轻人都忘记了，但实际上有些根深蒂固的善念还是一代代地传了下来。但之后，他们又回到现代城市生活的焦虑中。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呢？
宗萨钦哲仁波切：纪念或感怀他人的悲剧，常是令人非常感动的。我觉得，忆念某人的悲剧与不幸，正是慈悲心的种子，可是我们有的都不够，只有当它来到身边，我们才会如此感受。事实上，它随时都在发生：不管是在洪都拉斯、老挝或墨西哥，而不只是在你的邻近；光是看到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必须出卖身体才能维生，或才能养活她的兄弟姐妹——不要忘记她们，即使我们可能什么都不能做——只要记得她们，而且感到沮丧悲伤，不见得实质上对她们有任何帮助，但人们若是有这种愿望就好了。如果20%的人类可以这样做，这个世界就会不同。
仁慈、悲心与同情心是最珍贵的人类价值，如果这些想法出现在你心里，不要跟自己说：“这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我又没真正做什么事情。”不要这样想，你应该高兴自己会这样想。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过：“人们处于饥饿状态，他们持续紧张着，不管拥有什么都嫌不够。讽刺的是，这种紧张感有助于经济。”一个广告人说：“我的神圣职责就是让你垂涎欲滴，在我们这一行没有人希望你幸福，因为幸福的人不消费。”而我们相信GDP，因为从小就被教育说国家要强大，否则世界列强就会欺负我们。你是否有解决这一系列矛盾的答案呢？
宗萨钦哲仁波切：我没有答案，我只提出问题，我认为提出问题是重要的。有时候我甚至跟朋友们开玩笑说，如果世界上有10%的人成为真正的佛教徒，世界经济就会崩盘，因为世界上会缺少10%的贪婪，这就足够直接让市场经济迎来灾难。当然，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力量，在目前是以你拥有多少来评断的，例如你有多少的储蓄等。但我们必须理解，也许这是一种非常短视的看法。如果你相信每个人终会死亡，而自己死亡以后什么也不存在，那么我们就不必真正去关心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即使你不是佛教徒因而不相信有“来世”，作为一个人类，我们必须想到下一代，我们国家、家庭、社会的下一代。因此，以长期的观点思考，我们必须扪心自问：目前对于经济力量的定义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定义？是不是一个具有证悟观点的定义？这是我们要认真询问的问题。因为目前我们在做的，可能就在为下一代种下贫困的种子，他们会失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如同我早先说的，这一类问题与怀疑必须被提出来，我要说的是，作为人类，我们应该有一种更高、更广大的视野，而这视野不只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人类、为了各种动物，基本上，为了整个地球的所有居住者。
三联生活周刊：在《朝圣》中，你提到印度保持了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2000多年前，庄子也曾经说“宁愿拖着尾巴在泥地里打滚，也不想去朝中做官”。这些和你所强调的“无为”是一回事吗？
宗萨钦哲仁波切：我不是说以自然的方式生活，而是说直到目前为止，印度对于一些非短视、非物质生活的价值观，都还相当重视。印度一直到现在，都未轻易掉入一些现代生活的陷阱里，令人伤心的是，它也在改变，已经开始有一些失去这种韧性的征象出现了。所有的这些价值观，我们可以从它比较强调内在发展，而非外在发展看出来。
普遍说，我想现代世界的过去两个世纪可能走迷路了，认为物质的发展是绝对必要的。这可能与历经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以及其他原因有关。可是我们这个世纪有责任，因为相对地说，我们有机会、有办法来仔细关注，并计划更好的未来。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如果现在不做，我们就永远也不会做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听到说，你的新电影是讲一个孟买的女人，大意是她要离婚，和情人在一起，类似“宝莱坞”的情节。什么动机让你想拍这样一个故事呢？
宗萨钦哲仁波切：我拍电影没有任何深奥的灵性动机，也没有任何利他的动机，这纯粹只是我对创作与表现的爱好而已。也许有些人会在我的电影里找到一些信息，如果是这样子，我会认为它是个红利。
电影的概要是一个年轻的女生，开始时很天真，结果跟一个她不应该结合的人在一起而怀孕了，这个事件可能会让她自己与小孩的生命都遭到威胁，因此她就试图做任何事情去拯救那新生儿的生命。在这部电影里，我想结合印度的古典舞蹈与音乐，因为Bharatanatyam舞蹈是全世界仅存的最古老的舞蹈之一，而我一直都很喜欢。同时这部电影也在说，我们平常如此重视所谓的“真实”，但是“幻想”是一样重要的；虽然我们认为理性的心是很重要的，可是在某些时候，盲目的崇拜与盲目的爱，可能也相当令人满足。
三联生活周刊：普通人能在当下生活中修习禅定吗？如果有时生活不是那么有趣，怎么办呢？
宗萨钦哲仁波切：特别在今天，禅定已经变成一个非常普遍广泛的字眼。如果你谈的是佛教，禅定是强化觉知的工具。在佛教哲学里，人类受苦的基本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觉性，我们永远在散乱中，而由于这种散乱，我们变得非常执著或神经质，因此我们匆忙地寻求各种解答，这些解答反过来又成为我们新的执著。因而，应当让我们解脱的东西反过来又桎梏我们。在佛教里，具有觉知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我们所谈的，是一种很简单的活在当下的觉知，不管你是在品尝一口好茶、在刷牙、在散步，或在超市里买菜，在当下鲜活现前。而发展这种习性，不掉入期待与恐惧陷阱里，就是开展这种觉性的好的开始。当然，最终我们需要去发展最深奥的觉知，那就是对真谛的觉知，对究竟真理的觉知。
三联生活周刊：见地有多重要？一个人必须尝试或建构他自己的见地，这很重要吗？
宗萨钦哲仁波切：不论我们是否在寻找，我们都有某种见地，我们都被制约而有见地。举例说，我们可能被制约的一种见地，认为BMW是个好车，而且整个工业都强迫我们去思考BMW就是个好车。根据这种见地，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比如说：想要拥有一辆因而努力去工作赚钱、工作得很辛苦，而且很可能最后终于得到一辆。然后我们就需要去保养它、保护它、保险它，甚至对有些人，这车被刮伤了一点，就会造成很大的痛苦和焦虑，这一切都是根据于BMW是个好车的见地而来的。相同的，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见地，举例说，又瘦又高是现代人美貌的形象，但我听说在古代的中国，以当时的见地而言，肥胖才是美丽的形象。
有些见地可以维持很久，有些就不行。如果见地是错的，无可置疑地就会引导我们到痛苦；如果见地是对的，显然它会带我们到快乐，或至少不会带我们去受苦，所以有个正确的见地是绝对必要的。有许多见地提供给我们，像是科学的见地、物理学的见地、生物学的见地、政治家的见地等，佛教的见地只是其中一种而已。我们必须去分析它、检讨它，如果你觉得佛教的见地可以让我们从短暂与长久的痛苦中解脱出来，那么你就可以在日常生活里应用这种见地，那就叫修行与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