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青年时期的三篇佛学日记

　　周恩来

　　在《周恩来早期文集》里，收录了周恩来总理青年时期的三篇佛学日记，从中可见周恩来总理对佛学的研究程度：

　　(丁巳十一月十九日戊申)(星期二)

　　气候：晴阴不定。温度：四十五度。

　　提要：(修学)悟则为佛，迷则众生。

　　(治事)晨起往青年会，见伯鸣、天池。午后涤愆、蓬仙、涤非来。去后取《南开思潮》阅之。晚访铁卿于其寓。

　　(通信)接涤愆、润泽、安甫、春生、白涛贺年片，乃如、念远、〔季〕贤信各一。致安甫、〔速〕达信片一。

　　今日是阳历的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七年也，我的日记就从今日记起。但愿自今日往后，一天不缺，留个纪念。等着老年的时候想起幼时的光景，翻一翻这本日记，想着或者有点儿趣味。若是说留着事迹给人家看，这个我是万万的不敢想，亦不愿真够儿有这个事。我今年已经十九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若大着说，什么国家、社会，更是没有尽一点力了。佛说报恩为无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语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有生以来沾着这个“情”字，至于赤子之心。。。。。

　　(丁巳十一月二十日己酉)(星期三)

　　气候：早雨晚晴。温度：三十八度三。

　　提要：(修学)佛门十戒：杀、盗、YIN、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嫉、恚、痴。

　　(治事)早，涤愆、冠贤来。既去，读母亲遗墨。下午，见伯鸣，遇朴山，偕至浅草观电影。

　　(通信)接剑帆信一。

　　晨间起来后，童冠贤来，等吴涤愆，打算同到江勉君的住处，约他做南开同学会的庶务，不一会儿涤愆来了，两个人商量一同前往。忽然想到书记一职，陈铁卿还没答应担任，所以先打算去劝铁卿。本来这书记的事，冠贤干事长先叫我干，我想想我要预备功课，三月里还打算考师范，实在没有闲功夫，便辞绝了。就是评议员，我还打算辞去，等到后天开会时向大家说说，不定可辞去辞不去。他们走后，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时候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十年了。不知还想着有我这儿子没有?

　　(戊午正月初一日己丑)(星期一)

　　气候：阴云满天。温度：四十二度三。

　　提要：“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

　　“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 有如三宝。

　　“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

　　(修学)万象都由心自造，寂寥天地不关情。

　　(治事)昨夜与蓬、山两兄谈至今晓三钟始睡。九钟起，早饭毕，涤愆来，三人同至其寓，自炊饭食，甚欢。下午往神田。晚归来静坐。

　　(通信)接拱宸信一。致硕陆、问凯信共一。

　　我们家中有两句俗语：“大年初一不高兴，一年晦气”。现在又是大年初一了，叫我高兴我从哪里高兴起;叫我不高兴我的不高兴的事情可多了。守着家规暂把那不高兴的事情不去想他。先乘着今天是元旦，立个这年内应行的方针。我平生最烦面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我嫌他是多事。今天我也立志了，但是我这志是早定了。不过今天想的是这一年内进行的方针问题，既然比那铺张门面的话小，事情究比较着得亲切而易行了。我先把它写出来，做个旧历元旦的开笔篇吧：

　　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周总理借佛说佛

　　1939年春，周恩来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当时南岳寺观里的和尚道士以丘赞、演文法师为首，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但是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奔赴抗日战场，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而丘赞不同意，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彼此争执不休，便请周恩来“裁决”。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上封寺。他高度评价了僧人们的爱国热情，又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主张。谈话将要结束时，丘赞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没有推辞，接过笔默想片刻，洋洋洒洒地在宣纸上写了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丘赞望着题词，沉吟了一会道：“弟子斗胆请教，先生题词‘杀贼’与‘学佛’联系在一起，于教义是否相符?”

　　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渡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

　　周恩来把“杀贼”与“学佛”紧紧联系起来，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接着又把“杀人”与“杀贼”这两个关系一区别分清，将“杀贼”提高到“普渡众生”、“善举”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最后说到抗战救国的大目标上来。真是步步为营，循循善诱。丘赞听后激动地说：“周先生真是博学，精于教义，通晓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马杀贼，才能下马学佛。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马杀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