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俗姓谢，字清书，吴兴人，自称南朝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幼年出家，从灵隐寺戒坛守直律师受戒，于毗尼道，尤所留心。后又“博访名山，法席罕不登听”。及中年，又专意于禅，“谒诸禅祖，了心地法门”。曾与灵彻、陆羽同居吴兴杼山妙喜寺，为莫逆之交。

　　皎然出家后，始终不忘吟诗。赞宁《高僧传》称赞他“文章隽丽，当时号为释门伟器”。皎然常以诗会友，与同时代的许多文人学者，如于、颜真卿、韦应物、卢幼平、吴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肃、崔子向、薛逢、吕渭、杨逵等，都过从甚密。湖州刺史颜真卿于郡斋集文士撰《韵海镜源》，也曾邀请皎然参加。皎然尝著《儒释交游传》、《内典类聚》共40卷，《号呶子》10卷，流布于时贵，后失传。贞元九年(793年)，集贤殿御书院命征集皎然文集，得诗546首，成10卷，湖州刺史于应皎然之请，作了序，纳于延阁书府，“天下荣之”。于的《皎然诗集序》盛赞皎然“得诗人之奥旨，传乃祖之精华，江南词人，莫不楷范”，又说他“词多芳泽”、“律尚清壮”，“妙言说于文字，了心境于定慧”。皎然的确是古往今来诗僧中之佼佼者，在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也算得上是一家。

　　但皎然最出色的成就还不在于他清机逸响、闲淡自如、富于深厚意境和情味的诗作，而在于他的诗论专著——《诗式》与《诗议》。其中又以《诗式》，贡献最大。

　　皎然《诗式》共5卷，最初可能只是一些评论古今人诗与讨论作诗体式的札记，贞元五年(789年)，经前御史中丞、湖州刺史(或云湖州长史)李洪提议整理而成。它既是皎然对自己的诗歌创作经验的结论，也是皎然以其美学观点，对“两汉以降，至于我唐，名篇丽句，凡若干人”的诗歌创作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它是一部我国较早出现而又较为完备的一部探讨诗歌艺术的专著。

　　《诗式》认为诗者乃“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把诗一举提到其妙可与儒经、佛典平起平坐的高度，这反映了皎然对诗作的酷爱和崇敬心情，也切合他集儒士、僧侣、诗人于一身的特殊身份。皎然崇尚自然，主张诗作要“语与兴驱，势逐情起”，自然抒发自己的感情，反对刻意于形式，为文而造情。为此，皎然特别提倡诗作要有纵横捭阖、灵活多变的体势。但皎然也不否认诗作要受一定的艺术法则的制约。如声律，皎然就认为作诗要“轻重低昂之节，韵合情高”，“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妨作用，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皎然《诗式》提出的“诗有四不”(“气高而不怒”、“力劲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才赡而不疏”)、“诗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诗有二废”(“虽欲废巧尚直，而思致不得置”，“虽欲废言尚意，而典丽不得遗”)、“诗有四离”(“虽有道情，而离深僻”、“虽用经史，而离书生”、“虽尚高逸，而离迂远”、“虽欲飞动，而离轻浮”)、“诗有六至”(“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等等，也都贯彻了艺术法则与自然统一的这一基本原则，含有丰富的辩证法因素。

　　皎然《诗式》还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诗歌的审美特质。认为诗的旨味“可以意冥，难以言状”，所以读者赏诗，也应该得其精而忘其粗，得其意而忘其言，“但见性情，不睹文字”。

　　关于诗歌的风格，皎然分为“十九体”，即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较前人显得更加细密。

　　关于诗歌创作的继承与革新，皎然认为两者应该兼顾，而立意于“变”。但“变”也不是刻意求新奇、求险怪，而要有适度，此即所谓“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

　　由于皎然的《诗式》对于诗歌创作和品评的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有许多真知灼见，所以深得后人的好评。如元辛文房的《皎然上人传》就说皎然的《诗式》、《试评》“皆议论精当，取舍从公，整顿狂澜，出色骚雅”(《唐才子传》卷四)。明人胡震亨在对比诸种诗话以后也说“以上诗话，惟皎师《诗式》、《诗议》二撰，时有妙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