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白居易的佛教生活

谷响
一　诗人白居易

　　九世纪间，唐代诗坛上出现了一位热爱人民的大诗人白居易（772－846），他一生写出了许多现实主义有人民性的诗歌，“惟歌生民病，不识时忌讳”，说出了广大劳动人民心里要说的话语，由于他的诗歌具有深入浅出的通俗的风格，因而在群众中得到很广泛的流传。
　　他的好友元稹说他的诗歌在“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氏文集序）。白居易自己也说:“自长安至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可见他的诗篇在从城市到乡村，从劳动人民到僧俗士女间广泛地流传着，这种情况在历代诗人中是很突出的。
　　他在当时也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诗人，当他生前，他的诗篇就已流传到西域、新罗、日本等国，为各该国人民所喜爱珍视。鸡林国（今朝鲜）商人还将它看成一种有利的商品，竟到中国来重价搜求（白氏长庆集序），因而他的诗歌传布的地域很广。1950年苏联文学家爱德林氏译出了“白居易绝句诗集”俄文本，许多报刊都撰文推荐他这本书，给中国人民诗人白居易以很高的评价（见中苏友好2卷4期）。现今苏联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在大量翻译和印刷他的作品，其他国家许多进步文化工作者也不断地从事于诗人的生平和作品研究，他的伟大的诗歌艺术是属于中国人民、也是属于整个进步人类的。
　　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是安史变乱以后，藩镇割据，土地兼并，人民陷入巨大的灾难里；这时社会上两极分化，一方面是高楼栉比，过着奢侈的淫靡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啼饥号寒，终年不得温饱，整个社会都在乱动当中；这时诗人——白居易，用自己的诗篇，反映了被压榨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歌出了劳动人民的心愿，并大胆地尖锐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他思想的深刻和歌咏的广泛，正象一面镜子一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如观刈麦、杜陵叟、卖炭翁、采地黄者诗，宿紫阁山北村诗，重赋、纳粟诗，村居苦寒、道州民、黑龙潭等篇，都是当时社会中劳动人民的生活素描，他们的劳动果实被剥削阶级残暴地掠夺了去的情形；他站在人民的立场，发出非常沉痛而激动的声音，道出劳动人民内心的愤怒和苦痛。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愿易马残食，救此苦饥肠”（采地黄者诗）。“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卖炭翁）。“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观刈麦）。诗人的情感和劳动人民完全融和在一起了。
　　白居易和佛教的关系也甚深，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信徒，在佛教史籍中，如景德传灯录（卷10）、先觉宗乘（卷2）、佛法金汤编（卷8）、居士分灯录（卷1）、居士传（卷19）等书，都载有他生平有关佛教的事迹；但他对于佛教并不迷信，而且认为:“一夫不田，有受其馁者；一妇不织，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臣窃思之，晋宋齐梁以来，天下凋敝，未必不由此矣”。（策林六十七议释教）表示他对于僧尼不事劳动，过多地消耗社会财富的反对意见。他还认为:“忆昔平阳宅初置，吞并平人几家地，仙去双双作梵宫，渐恐人间尽为寺”（两朱阁）。对于寺庙过多地占去民宅地也加以指责。可见他在同情劳动人民的基础上，对于当时佛教界的腐朽现象，曾经尖锐地加以批判过。

二　他生平和佛教的关系

　　白居易生在唐代佛教很盛的时期，当时社会上士大夫阶层奉佛已成习俗；他本人何时开始信仰佛教，在有关文史中虽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在他十八岁那一年，即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就已认识了正一上人；他那时寄赠给这位上人一首诗歌，表达出他对佛门的响往之意:
　　“今日阶前红芍药，几花欲老几花新；开始不解比色相，落后始知如幻身；空门此去几多地?欲把残花问上人”。（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
　　他二十八岁（800）及进士第后，曾在洛阳结识了圣善寺长老法凝，居易向他请问佛法要义，受到凝公八句话——观、觉、定、慧、明、通、济、舍——的开示，居易自称他受教以后，就“入于耳，贯于心，达于性”，奉持不忘，感受很深，（见八渐偈并序）。
　　那时清凉国师澄观在长安开沟华严经，他和薛华、孟简、钱徽、杜羔等人前往听讲，并启清澄公制成“七处九会华藏界图心镜说文”十卷（隆兴编年通论卷9）。
　　贞元十九年（803）八月，法凝在洛阳圣善寺迁化。第二年（804）春天，他由徐州回到洛阳写出了“八渐偈”，即将凝公开示他的八句话制成八个偈子，表示他的虔诚信受和追念之忱。
　　他非常喜爱僧寺的闲静生活，元和二年（807）他独游仙游寺，留连两宿，有诗自咏:“幸与静境遇，喜无归侣催，从今独游后，不拟其人来”，说明耽恋山寺的情境。
　　元和六年（811），他三十九岁，因丁母忧，乡居于下邽渭村，接着他的爱女金銮子病死，他思母念女情切，又感觉自己为人民呼吁而处处受到权贵压制，思想非常烦恼，这时他皈心佛法以求解脱，他写“自觉”诗，中有“我闻浮屠教，中有解脱门，置心为止水，视身如浮云”。“誓以智慧水，永洗烦恼尘”之句。他写“渭村闲居诗”，中有“渐闲亲道友，因病事医王；息乱归禅定，存神入坐忘；断痴求慧剑，济苦得慈航”之句，反映出当时他要求皈佛的心情。他向明准上人问教:“借问空门子，何法易修行?使我忘得心，不教烦恼生”?（客路感秋寄明准上人）
　　元和九年（814）他丁忧服满入朝，被派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的冷官，这时洪州马祖道一的法嗣兴善惟宽禅师在长安大弘禅法，唐宪宗召见于安国寺，居易当时因遭受宦官、贵族等的排挤，内心烦闷，栖心禅学，曾向禅师参访过四次，每次提出禅学疑问都得到禅师良好而满意的解答（见传法堂碑、居士分灯录卷上、先觉宗乘卷三）。他在写寄给他的友人李建的诗中说:“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外顺世间法，内脱区中缘。”（赠杓直）表达出他对于禅学的浓厚的兴致。
　　元和十年（815）他43岁，被贬谪为江州司马，第二年秋天，始上庐山，在香炉峰下遗爱寺旁建草堂数间，并和东西二林寺的长老神凑、智满、士坚、云、朗晦诸上人相交游，经常是“薄暮萧条投寺宿，凌晨清净与僧期”（宿西林寺赴东林满上人之会）；也经常从事于坐禅和诵经生活。
　　第二年（818），他改除忠州刺史，到忠州后，每天公务余暇，仍和在庐山一样，以禅诵为常课，“便住双林寺，仍开一草堂，平治行道路，安置坐禅床，……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
　　长庆二年（822），他五十岁，改任杭州刺史。他在杭州发动人民修筑钱塘湖的堤坝和水闸，灌溉农田一千多顷（见钱塘湖石记）。同时杭州是一个佛法兴盛的地方，他在此三年中，经常游访名刹如灵隐、天竺、孤山、恩德、龙山、永福等寺，经常和各寺僧谈禅论道，并入山和鸟窠道林禅师问答禅要（见居士分灯录卷上，隆兴编年通论卷23）。
　　时龙兴寺僧南操发愿劝十万人每人转读华严经一部，居易也参加了这个诵经社，随喜诵读华严经（华严经社石记）他又资助杭州永福寺刊刻石壁法华经，他的好友元稹写出了这件刊经事的记文（隆兴编年通论卷24）。
　　宝历元年（825），他五十三岁，改任苏州刺史，生活情趣大致和杭州相彷佛。苏州著名的大寺如南禅、报恩、东西武丘、灵岩等寺，他常去访问，有时还留连忘返:
　　“高高白日上青林，客去僧归独夜深；荤血屏除惟对酒，歌钟放散只留琴。更无俗物当人眼，但有泉声洗我心。最爱晓亭东望好，太湖烟水绿沉沉”（宿灵岩寺上院）。
　　第二年（826）他五十四岁，因病免职，从苏州回到洛阳，常每日焚香佛前，礼拜发愿:愿与一切众生跟同弥勒上生、下降，生生世世与慈氏俱（画弥勒上生帧记）。从这一年起十年间，他每年都从洛阳圣善寺钵塔院主智如律师受八关斋戒（东都十律大长老圣善寺钵塔院主智如和尚荼毗幢记）。
　　太和元年（827），他又奉诏入朝，在麟德殿会同沙门义休，道士杨弘元辩论三教异同，他撰有“三教论衡”记录当时的辩论经过。此后他仍回洛阳，过那退隐生活。并皈依佛光寺如满禅师，听受禅学。从此更以吟诗和坐禅为他的主要活动，他曾坦率地描写出那时心境:
　　“步月怜清景，眠松爱绿阴；早年诗思苦，晚岁道情深，夜学禅多坐，秋牵兴暂吟，悠然两事外，无处更留心”（闲咏）。
　　他非常爱好洛阳龙门香山的胜景，当时香山寺失修已久，太和六年（832），他把为元稹撰墓志铭的润笔酬金六七十万钱移施此寺，以充修建费用，并请清闲上人主持复修。同年八月修建了殿堂亭楼二十余间，工毕，他曾有诗纪载其事:
　　“阙塞龙门口，只园鹫岭头，曾随减劫坏，今遇胜缘修。再莹新金刹，重装旧石楼，病僧皆引起，忙客亦淹留。四望穷沙界，孤标出赡洲，地图铺雒邑，天柱倚崧丘、两面苍苍岸，中心瑟瑟流，波翻八滩雪，堰护一潭油；台殿朝弥丽，房廊夜更幽，千花高下塔，一叶往来舟。……烟香封药皂，泉冷冼茶瓯，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便合穷年住，何言竟日游；可怜终老地，此是我菟裘”。（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
　　他从此白衣鸠杖，经常来寺游住，并自称“香山居士”。他也常常有诗咏纪他的香山寺居生活:
　　“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
　　爱风岩上攀松盖，恋月潭边坐石棱，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香山寺二绝）
　　他对于兜率往生的信仰很虔笃，太和八年（834）夏，他和道嵩等僧俗百四十人，画弥勒上生的图象，礼拜供养，并作画弥勒上生帧记。同年冬，他的戒师智如律师寂于圣善寺钵塔院，他写作了一篇荼毗幢记。开成三年（838），他的禅学导师神照寂于奉国寺，他也写作了一篇塔铭。
　　开成五年（840），他七十岁，在佛前礼愿，作赞佛、赞法、赞僧、众生、忏悔、发愿一六赞偈。同年三月，因年老病苦又请画工依经绘成弥勒上生图象，愿同弥勒上生。同时又绘成西方世界依正图，愿同众生离苦得乐往生彼土。这时他衰病久未出门，同年秋游宿香山寺有诗自咏:
　　“经年不到龙门寺，今夜何人知我情?还向畅师房里宿，新秋月色旧滩声”（五年秋病后独香山寺）。
　　这年九月，他又出资在香山寺修成经藏堂三间，并向诸寺求得佛经数百帙，依据开元录加以校补，合成新旧大小乘经律论五千二百七十卷，分作六藏；当中安置佛座，列五百金象，后设西方极乐世界图，他常在这里供斋诵经。同年十二月，又将他在洛阳这个时期写的诗集奉纳于香山寺经藏堂。会昌二年（842）又请画工为他写真送存于香山寺经藏堂。他愿和香山寺结不解缘。
　　那时龙门潭南面有八节滩，九峭石，船筏经过该地往往遇险，在严寒的冬天，船夫也要忍受饥冻下水去推挽，他为了要解除往来劳动人民的苦痛和危险，便发心出资和寺僧道遇上人共同发动群众将这些危险的滩面开凿除掉，于会昌四年完工，他写诗二首题刻在石上:
　　“铁凿金锤殷若雷，八滩九面剑棱摧，竹篙桂楫飞如箭，百筏千艘鱼买来:振锡导师凭众力，挥金退传施家财，他时相逐西方去，莫虑尘沙路不开”。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复，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没心长在，闇施慈悲与后人”。（开龙门八节石滩诗）
　　从此以后，他在老病侵袭之下，衰颓已极，但礼佛诵经的兴致仍然不减:
　　“眼暗头旋耳重听，唯余心口尚醒醒，今朝欢喜因何事?礼彻佛名百卷经”（欢喜二渟之二）。
　　他还在诗中总结他在洛阳和香山的佛教生活:
　　“性海澄渟平少浪，心田洒扫净无尘；香山闲宿一千夜，梓泽连游十六春”。（狂吟）
　　他逝世于会昌六年（84）八月，享年七十五岁，他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他葬于香山如满禅师的塔旁（旧唐书卷166）。

三　他的佛教生活

　　白居易一生沉浸于佛教生活，信念甚深，他早年曾写信寄诗劝元微之同归佛教，有“尘应甘露洒，垢待醍醐浴，障要智慧烧，魔须慧刀戮；外重性易染，内战心难衄；法句与心王，期君日三复”（和梦游春诗）!可见他对于佛法皈敬的虔诚，由壮至老始终未减。而他所归信的佛教，乃是当时盛行的大乘佛法。
　　当时大乘禅、教、律三学都很兴盛，他所亲承的佛教名德，有宗门的佛光寺如满、奉国寺神照、兴善寺惟宽，有教下的清凉寺澄观、草堂寺宗密，有律下的圣善寺法凝、如信、智如等高僧，因而他诗歌中洋溢流露出他的大乘见解:
　　“口藏宣传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尽离文字非中道，长住虚空是小乘；少有人知菩萨行，世间只重是高僧”。（赠草堂宗密上人）
　　他随时表达出他拔苦与乐的愿望，有“热恼渐知随念尽，清凉常愿与人同”（夏日与闲禅师林下避暑），这和他平素关怀人民疾苦的思想是一贯的，他的宏愿是: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他对法相唯识的义理也颇有研究，他说:
　　“我粗知此理，闻于竺干师，识行妄分别，智隐迷是非，各转识成智，菩提其庶几”。（因梦有悟）
　　因此他于太和中，在东都长寿寺受八戒，画弥勒上生图，发愿生兜率内院（居士传卷19）。当时有人谣傅他在学仙，他写了一首诗去辟谣:
　　“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答客说）
　　他还劝别人也舍仙学佛，归奉弥勒:
　　“君歌仙氏真，我歌慈氏真，慈氏发真念，念此阎浮人；……弘愿在救拔，大悲忘辛勤，抉开生盲眼，摆去烦恼尘，烛以智慧日，洒之甘露津；千界一时度，万法无与邻；借问晨霞子，何如朝玉宸?”（和晨霞）
　　晚年他因老病，又画弥勒上生帧，重申他求生兜率的愿望说:“大唐国东都香山寺居士太原白乐天……先是乐天归三宝持十斋受八戒者有年岁矣，常日焚香佛前稽首发愿:愿当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下降，生生世世与慈氏俱，永离生死流，终成无上道。今因老病，重此证明”。他对于弥勒信仰的思想是很坚定的。
　　他的禅学修养，主要受教于南宗荷泽神会的再传弟子奉国神照禅师，他自称为“闻法门人，结菩提之缘甚熟”（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并序）。又在长安和洛阳受法于兴善惟宽和佛光如满禅师，此外和他来往的禅师还有多人，在他诗文集中均有纪载。他曾自述他的禅生活是:
　　“龙门水西寺，夜与远公期；宴坐自相对，密语谁得知?前后际断处，一念不生时”。（神照禅师同宿）
　　“整顿衣巾拂净床，一瓶秋水一炉香，不论烦恼先须去，直到菩提亦拟忘”。（道场独坐）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非适，不知吾是谁。……今日复明日，身心复相遗”。（隐几）
　　“儒家重礼法，道家养种气，重礼足滋彰，养神多避忌，不如学禅定，中有甚深味。……坐成真谛乐，如受空王赐”。（和知非）
　　他的禅学体会也流露于日常生活中:
　　“况我垂钓意，人鱼又兼亡，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月光”。（渭上垂钓）
　　“菩提无处所，文字本空虚，观指非知月，忘筌是得鱼”。（和李沣州题韦开州经藏诗）
　　“须知诸相皆非相，名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贡鱼”。（读禅经）
　　他暮年病中还是坐禅，而且用禅法来治病:
　　“目昏思寝即安眠，足软妨行便坐禅，身作医王心是药，不劳和扁到门前”。（病中）他从苏州回到洛阳后，每年从圣善寺智如
　　长老受一次八关斋戒，太和五年智如八十三岁时，他受戒后作诗呈赠:
　　“百千万劫菩提种，八十三年功德林，若不秉持僧行苦，将何报答佛恩深?慈悲不瞬诸天眼，清净无尘几地心，每岁八关蒙九授，殷勤一戒重千金”。（赠钵塔院如大师）
　　他每年夏季总有一个长时的斋戒生活，他感觉到心安体健:
　　“仲夏斋戒月，三旬断腥膻，自觉心骨爽，行起身翩翩。但减荤血味，稍结清净缘”。（仲夏斋戒月）
　　“每日斋戒断荤腥，渐觉尘劳染爱轻，六贼定知无气力，三尸应恨少恩情”。（斋戒）
　　他晚年在斋戒中生活的情形是:
　　“纱笼灯下道场前，白日持斋夜坐禅”。（斋戒满夜）
　　“香火多相对，荤腥久不尝，黄耆数匙粥，赤箭一瓯汤”。（斋居）
　　“三春多放逸，五月暂修行:香印朝烟细，纱灯夕焰明，交游诸长老，师事古先生；禅后心弥寂，斋来体更轻”。（酬梦得以予五月长斋曾徒绝宾友）
　　他生平交游的当时名德高僧，出现在他诗文中的不下百余人，其中来往最亲切的除法凝、智如、如信、宗密、如满、神照、惟宽诸师外，还有清闲、宗实、道宗、永欢、广宣、自远、恒寂、韬光、正一、明准、济法师、昙禅师，以及当时在长安、洛阳、庐山、杭州、苏州各地的方外名僧，大都和他过从友好，他经常“午膳伴僧斋”，“僧至多同宿”，他自称他生平“交游一半在僧中”。他的山居诗中有一首是:
　　“朝餐唯药菜，夜伴只纱灯，除却青衫在，其余便是僧”。
　　这是说除了一件青衫外，他的生活全同出家僧了，他依恋香山胜景，愿望“他生当作此山僧”，他对于僧人生活是非常憧憬的。
　　他经常是“山寺每游都寄宿，都城暂出即经旬”（游丰乐、招提、佛光三寺）。他对于山寺的幽静生活非常喜爱，和他生平关系最深的佛寺，是洛阳圣善寺、龙门香山寺、庐山东林寺、苏州南禅寺，此外如长安、洛阳、庐山、杭州、苏州各地名刹，他都经常前往游访；他游览各佛寺时也常是盘桓欣尝不愿舍离:
　　灵境与异迹，周览无不殚，一游五昼夜，欲返仍盘桓”（游悟真寺诗）
　　“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身，闲心对定水，清净两无尘”。（题玉泉寺）
　　“欲悟色空为佛寺，故栽芳树在僧家，细看便是华严偈，方便风开智慧花”。（僧院花）
　　他有时还“兴发宵游寺，慵时昼掩关”。经常随喜寺僧的诵经生活，如诵华严经、楞伽经、佛名经等，在他诗文集中也屡有纪载。
　　白居易一生的诗生活和佛教生活都非常丰富，他暮年自称:
　　“自从学得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闲吟）表明他受到了佛教的感染之深，销尽了庸俗得失之心；唯诗歌的兴趣却始终不减。他日常在家里，“禅僧与诗客，次第来相看”（朝归书寄元八）。他对道宗上人能以诗为佛事，非常赞尝:
　　“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论议，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一音无差别，四句有诠次，欲使第一流，皆知不二义。
　　精绝沾戒体，闲澹藏禅味，从容姿语言，缥缈离文字。……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题道宗上人十韵）
　　他尊重佛教，也同样珍视他自己的诗文作品；他在晚年曾经几次编辑过他的文集，并将他的文集送到和他有关的著名佛寺内去收藏。太和九年（835）夏他六十四岁时，将所作诗文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编成六十卷，送存庐山东林寺经藏中（东林寺白氏文集记）。嗣又于开成元年（836）闰五月，他六十五岁，又编辑他的文集为七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纳于洛阳圣善寺律疏库里（圣善寺白氏文集记）。又开成四年（839）二月他六十八岁时，再编他的文集为七帙，六十七卷，三千四百八十七首，送置于苏州南禅寺千佛堂内（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序）。最后于开成五年（840）十一月他六十九岁时，将他从太和三年起十二年间在洛阳写作的诗八百首编为十卷，纳于龙门香山寺经藏堂内（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他再三表示“欲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充分说明他对佛教具有虔敬信仰，并是以文字而为佛事的一位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