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思想对苏轼黄州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 王红升
　　由于“乌台诗案”的影响，苏轼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2月初被贬谪至湖北黄州，至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初调离，共在黄州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的时间。黄州时期是苏轼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同时，政治的打击、人生的磨难、环境的改变，使他这一时期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广交高僧，深研佛法，佛教思想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成为他身处逆境时主要的处世哲学之一，这也深深地影响了他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下面就从三个方面进行探析。
　　一、佛教人生无常、万物皆空的世界观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世界观方面，佛教理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消散而灭，都是刹那生灭、瞬息万变的，是暂时的、相对的、空无的，即使人的存在也是虚幻的，不真实的，正所谓“诸行无常”、“诸法皆空”。
　　由于社会和家庭的关系，苏轼对当时盛行的佛家理论深为熟悉。受佛教世界观的影响。苏轼习惯用色空观念去看待事物，作品中常常蕴含着一种人生无常、世事变幻、万物皆空的哲理，体现出对人生思考之后的大彻大悟。早在“乌台诗案”几个前所写的《西江月·平山堂》_-词中，就有“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的词句。当时，苏轼虽然无法预知自己将面临一场突如其来的人生灾祸。但政治上的不得意与处境的艰难却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两句深具禅意的词句，透露出一种人生的空无与虚幻，体现出一种出世的色彩。
　　及至被贬黄州。随着他与当地僧人来往的密切，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空幻色彩在他的作品中愈发显得浓厚。有一首《西江月》，上片云：“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其间充满了人生空幻的深沉喟叹，反映出作者遭贬之后的苦闷心情。起句感叹人生的虚幻与短暂，感叹逝水年华的无限惋惜和悲叹，三、四句撷取秋风萧瑟、落叶纷飞这两个典型的秋色秋景，借寒暑的易替，慨时光易逝，叹壮志难酬。进一步唱出了因时令风物引起的人生惆怅和无法摆脱的烦忧之情。
　　作于这一时期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一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作。即便这样一首豪放派词作，作者在追仰前代英雄豪杰的同时，面对时空的浩淼无限，也由衷地感到了个人的无奈与渺小，深深地体悟到了人生的虚幻，因而在词尾处极不相称地发出了“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无限郁闷与感慨，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虚无主义色彩尽现。虽然这丝毫不影响整首词的豪放气势，但还是让人体味到了佛家思想对苏轼的深刻影响。
　　在另一首词《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里，苏轼描写了一个不怕株连自身，前来探望自己的高士形象。在赞颂来客高洁人品的同时，苏轼联想到了自己，“居士先生老矣，真梦里，相对残缸”，其中流露出的生命有限、人生苦短的感慨，同样令人叹息。
　　类似上面的作品和词句在苏轼黄州时期的创作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人生底事，来往如梭”(《满庭芳·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等。这些与苏轼其他诗词中所抒发的“人生如梦”、“未转头时皆梦”等慨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透露出一种慷慨悲凉的人生幻灭感。在他看来，生命有限，时光无情，世间万事皆为梦境，不论是荣辱得失。还是富贵贫贱。都只不过如过眼云烟。既然如此。人世间的纷纷扰扰自然更不必耿耿于怀了。
　　二、佛教静心无想、超然解脱的人生观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人生观方面，佛教强调“即心即佛”、“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还强调“不即不离，不住不著”、“莫于心上著一物”，就是说既要注重心，又要超然于心。不执着于心，不为心所累，保持心境的虚空廓落。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究，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是无我与解脱，追求一种静心、无限、彻悟的精神自由状态。它要求人们修持心理和精神，断除妄惑和欲念，根绝忧虑和烦恼，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精神超越肉体的束缚，获得净化和升华，达到一种静心无想、超然解脱的人生境界。
　　受这种佛教理论的影响，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极力追求乐观豁达、随缘自适、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不执着、不强求的自在状态。苏轼初到黄州时曾写下这样一首诗：“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可见，苏轼从遭贬之初就是抱着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开始他的谪黄生活的。
　　最能体现苏轼上述人生态度的当属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春的《定风波》o词的上片通过描写作者不为风雨所动，在雨中坦然徐行，表达了从容面对、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道中遇雨。没有雨具，其他人都忙着躲雨，甚是狼狈，唯独作者安之若素。泰然处之。这是何等的潇洒超脱。下片更是明确地表达了他超脱于风雨阴晴、悲喜祸福的人生态度：“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这里，苏轼醒的未必是酒，而是一种思想。“乌台诗案”后，作者对人生有了一种通达的观照感悟，他已经超脱于世俗情怀了。尤其是最后两句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鲜明地道出了苏轼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间所获得的顿悟与启示，自然界的风雨阴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至此，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自然会使我们有一番全新的感悟。正如有的学者评价：“往深一层看，又何尝没有禅家‘不住于心’、‘任运自在’的影子?”
　　再看作于元丰六年(1083年)的另一首《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知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词通过歌颂好友王巩的歌伎柔奴身处逆境而安之若素的可贵品格，抒发了作者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的旷达襟怀。寄寓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经历了宦海沉浮和人生风浪的洗礼之后。苏轼这种静心无想、无所他求、超然物外、达观超旷的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如晶莹溪水清澈透明，一览无余，不能不为人钦佩。究其原因，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这种超旷自适“恰恰是烛照人生、参破玄机的睿智，恰恰是傲视磨难、超凌逆境的坚忍。”
　　三、佛教悲悯民众、普度众生的道德观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道德观方面，佛教理论提倡的是“菩萨行”。所谓“菩萨行”，总的来说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以救度众生为己任。大慈大悲、普渡众生。也就是说，不仅要解脱自己的痛苦，还要关心众生的痛苦，要怜悯、同情、爱护众生，帮助众生解除苦难。
　　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看，相比之下。在功业遭受挫折、远离庙堂之时。他们往往更容易接受上述佛教道德观的影响，因而更容易引起思想的共鸣。苏轼自不例外，黄州时期，政治的诡谲变化，人生的大起大伏。使向来与佛法结缘的苏轼在心理上更迅速地向佛理接近，由此也创作出了一些关心下层民众、关心民生疾苦的作品，其间闪烁着对众生平等相待、关爱同情、怜爱悲悯的佛教色彩。
　　请看《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樽前呵手镊霜须。”这首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年)冬十二月三日。此前一天，时任黄州太守的徐君猷携酒过访，第二天苏轼酒醒之后。见大雪纷飞，于是在前日欢宴时已作了三首《浣溪沙》的基础上。又“再和前韵”作了两首，此为前后五首词中的最后一首，也是这一时期最能体现作者悲悯情怀的一首词。词的上片描写雪景和作者由此而想象的来年丰收景象，表达了因人民丰收、饱暖而喜悦的心情，下片回叙自己前日酒宴的情景。两相对比，抒发了作者对于民生疾苦的深刻忧思。因为作者对普通平民的情感和人民的苦难生活有深刻的体会，因而在词中所抒发的感情也更为炽烈。整首词境界鲜明，形象突出，情思深婉，“作者以乐景表忧思，以艳丽衬愁情，巧妙地运用相反相成的艺术手法，极大地增强了艺术的形象性”，深刻地揭示了作者关心民生疾苦、渴望人民幸福的内心世界。
　　元丰四年(1081年)所作的《东坡》组诗也同样表现了苏轼这个落拓的士大夫，与底层人民相亲相敬的可贵感情。其五尤为鲜明：“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农夫”温暖了他破碎的心，帮助他消融了精神的痛楚。
　　以上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黄州时期佛教思想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一时期苏轼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较为明显。但其创作不乏渴望建功立业、济世救时、实现人生抱负的作品，同时体现浓郁道家色彩的无为退守、清净无为之作在谪黄时期的作品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说明。黄州遭贬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轼的儒学指向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失。道家思想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只不过这些已经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