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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方便──印顺思想研究》 昭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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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方便──印顺思想研究》 昭序 释昭慧 但印公的著作等身，思想博大精深，所涉及的研究主题，又遍及印、中佛教思想与历史，乃至世间的神话学，因此对印公思想，要以一本专书，作全面兼顾、提纲挈领而又延伸阐述的研究，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笔者忝为印公门生，在探索真义的过程中，以慎思明辨的治学态度，十分完整地接受了印公的思想体系与研究方法，并将这样的思想体系与研究方法，充分发挥在尔后的学术论文与专书之中。 此外，就印公著作的本身而言，笔者的相关研究业已积累不少；即便如此，大体上不外乎是依其“人间佛教”的思想主轴而作契理、契机的阐述，或是在印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个别主题、单篇文章或单本著作，而作回应、讨论与延伸性研究。易言之，笔者迄未撰拟一部全面兼顾阐述印公思想的专书。 也因此，当笔者展阅侯坤宏教授的《真实与方便──印顺思想研究》书稿之时，对于作者依“真实与方便”之总纲领，而以简驭繁地、十分周延而又十分精准地，全面探索印公导师思想之时，不禁有著「惊艳”之感！这确乎与导师晚年将其一生著作之内涵，提纲挈领而为“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有著异曲同工之妙。 ** ** ** ** ** ** ** ** ** “契理”，即是契应“真实”，是源归佛陀本怀，扣合“缘起、性空、中道”的正知正见；“契机”，即是契应机宜，这必须衡量闻法根机、时空背景或文化情境，而施予适切的“方便”──善巧解说、善巧导引、善巧摄受。让闻法者依于此诸“方便”，渐进达成契应“真实”的终极效果。 “契理”与“契机”，“真实”与“方便”，并非恒常对立的两组概念，唯其契机以施设方便，方能引人契理而印证真实。 但“真实”与“方便”，也并非恒常相应的两套主张，因为任何方便施设之教，都很有可能因为根机不对或情境不宜，而逐渐漂离真实（不完全能“契理”），导致它恰恰无法达成“契机”的预定效果；再者，有的方便教法，竟然激扬起了人心深处的贪、嗔、痴、慢，让行者的心性不进反退，这就完全漂离了真实（完全不能“契理”），甚至会产生社会性的重大流弊。 契理，在第一义上，似乎超乎言思所及；但依世谛流布的教法而言，“缘起、性空、中道”的道理，也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的。印公思想在此最大的贡献，是爬梳教典而抉发深义，将久已熟悉“真常、唯心”思考模式的中国佛教，拉回到“缘起、性空、中道”的见地之中；将融贯诸宗而施以科判的传统佛学，导引回到“精严”、“辨异”的基础之上，以维持“真实谛如”的义理纯度，彰显不共世间的佛法特见。 然而说到“契机”，这可就是一门永远做不完的功课。因为，面对著多变的世相──因缘和合而无常、无我的闻法根机、时空背景或文化情境，要让教法与行门，能够恰如其分地契应机宜，实在是极其不易的。 首先，任何“契机”教法与行门，都必须在“契理”的基础上为之。否则必当形成像似教法与像似修行，以假乱真而贻害无穷。其次，正因人事物相变迁不已，因此即使是对“此时，此地，此人”十分契机的方便教法，都很难保证是否会因个人或情境因缘，而在施行之时出现纰漏。此事不独大乘佛教为然，早在声闻佛教之中，即已有之。 举例而言：不净观正是在“契理”基础上的“契机”法门，为淫欲炽盛者之对治悉坛。依此一门深入，不但可以治其欲贪，还可由不净相而转为净相，依此净相为所缘境，既可修奢摩他以入深定，亦可修毗婆舍那以证真实。然而只要法不当机，依然会出现重大毛病。因此佛世时竟有一群比丘，因其观身不净而“深入厌恶，耻愧此身”，卒至请旃陀罗为其断命，一天之内竟然有六十比丘自愿被杀而了断此生。[1] 佛陀为此而转教比丘以观息的“安般念”。照理说：观息法已最为温和，鲜少出现差池的可能性，但后世依然有人，可以依于息入、息出所带动的火大相与风大相，而耽溺于气、脉、明点的神秘经验。 想想看，作为佛陀亲自教导且属于根要法门的“二甘露门”，尚且会有横生扭曲的现象，更何况是在各个时代、各个社会，教下与宗门的各方大德，所开展出来的各色各样方便教法呢？ ** ** ** ** ** ** ** ** ** 既然契机殊为不易，因此既能顺应真实，又能善权方便，这将是一门永远做不完的功课。尚幸有印公思想的导引，让后起者得以拨云见日而顺应真实，学习并施行那些契应机宜至恰到好处的善权方便。 作者一方面入乎其内地对印公导师的所有著作，依于“真实”与“方便”的两大主轴，作了通盘掌握与要点叙述，另一方面又出乎其外，宏观印公导师所处的时代、社会与师承背景，依此解明：印公思想是如何承前，如何启后，如何上探实义，如何抉择方便，又如何推陈出新。因此，本书作者不啻是在印公思想的导引之下，给了我们一张达致“契理、契机”目标的简明地图。这番研究工夫，实属功不唐捐，料将嘉惠无数后学！ 笔者为此赞叹不已，感恩不尽，谨序如上，聊表寸衷。
九八、五、十七 新书付梓前夕，于景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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