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简牍石刻钟铭档案综述

　　作者： 顾祖成

　　吐蕃时期是我国藏族历史上一段至为重要的发展时期。七世纪初，松赞干布继承其父朗日论赞的事业，兼并青藏高原诸部，建成统一的奴隶制的吐蕃王朝。随着奴隶制社会的上升和发展，吐蕃王朝成为中国西部拥有强大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政权，时间亘续二百余年，不但与中原大唐王朝关系密切，影响深远，对祖国西部的开拓和发展，贡献也相当巨大。吐蕃王朝在巩固和发展内部、增进与唐朝及祖国其他民族关系的过程中，形成大量文献档案。这些档案是反映吐蕃社会发展轨迹的原始记录，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利用价值，其中不少是举世罕见的档案珍品。本文仅对吐蕃时期以简牍、刻石、铭钟为载体材料的文献档案作一综述①，以期从一个侧面揭示西藏民族档案的悠久历史和珍贵价值。

　　一

　　简牍是吐蕃时期普遍使用的档案载体。以竹木片记事备用，应该说早在吐蕃王朝之前就开始了。历史资料和民族学调查材料确证，在原始氏族公社时代，西藏高原上的先民就有以刻契竹木片表意记事、保存记忆或用作凭证的，其时已产生原始的档案意识。②到了吐蕃王朝时期，有了文字，出现文书档案，简牍广泛作为载体材料。

　　关于吐蕃王朝的简牍档案，吐蕃历史文书多有记载：“及至兔年（公元691年），冬，乃依红册征集兵丁。”③“及至羊年（公元707年），岸之宫廷直属户籍移之于木牍。”④“及至猴年（公元708年），统计查对禁军之红册木牍。”⑤“及至鸡年（公元709年），统计、清查‘茹拉’之红册木牍。”⑥吐蕃王朝为统计户口和征发兵丁、粮草劳役，普遍建立有简牍档案。“及至龙年（公元692年），冬，于“‘畿’之‘林仁园’集会议盟，立红册木牍。”⑦及至虎年（公元702年），母后驻于温江岛宫，于温江岛宫集会议盟。颁发录于木牍上之诏令。”⑧吐蕃时期赞普与群臣间的会盟，是维系奴隶主统治集团的大事，要将盟书诏令书写于木牍等载体材料，立册建档。

　　吐蕃时期的简牍档案不仅见之于历史文书的记载，近世已有考古发现，有了相当丰富的实物资料。据专家统计，已公布于世的先后发现的吐蕃简牍数量在500支左右。⑨大部分出土于新疆婼羌、且末直至于阗一带，在甘肃境内也有发现。公元七、八世纪，吐蕃军旅长期驻扎天山南路至河西走廊一线，进行屯戍，这些简牍档案就是在当年吐蕃驻军据点、戍堡的遗址中发现的。近世吐蕃简牍的出土，无疑是西藏民族档案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不幸在那中国人民贫弱无权的时代，出土的吐蕃简牍，几乎全部落入英、俄等国考古人员、探险家之手，被带出国外，流散于异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南疆进行采集和科学发掘，又获得数量可观的吐蕃简牍，单1973年婼羌米兰故城的发掘，就出土木牍和文书300多件。⑩

　　从新疆出土实物看，吐蕃简牍长度14.3至20.6公分，正背两面书写，横书古藏文二至三刊，书写不很工整［11］，多半出自下级军官、军士或基层吏员之手，属吐蕃“地方级”档案。其内容大多为反映吐蕃军旅在当地屯驻时期行政军事措施和社会经济生活面貌。简牍的右端常凿有一孔，用绳子将若干支穿连一起，即成简册，右端并刻有一木槽，可捆扎加盖封泥，表明当时是用于驿递的公文。这批简牍是从米兰故城城北房屋遗址内清理出来的，这房屋显然是其时当地的“档案库”［12］。

　　吐蕃时期档案文书有专门存档收藏的制度，可从其他载体的档案资料得到佐证。赞普赤德松赞继位后，与工布噶波小王重申盟誓，就是依照其父赤松德赞时的诏敕盟书，“如天王子父赞普之盟书誓词之例……君长臣工，一体应婼而立此誓文也。”［13］吐蕃政权管理已相当程度地依赖于档案，王室的诏令敕书是世代留存的，设有专门收藏之处，重要档案文献往往置有副本多份，分存几处。赞普赤德松赞授于重臣娘·定埃增的诏敕盟书正本“藏于密处。其一副本盖印加封，置于此敕龛内。另一副本，盖印加封，交付（娘氏）执掌之。”［14］赤德松赞与娘·定埃增续盟时，“前誓之上，复增新盟，细密节目，书于诏敕之中，藏于秘府。其一（幅本），与前之盟书誓文一并置于龛内，另一，令（娘氏）执掌之。”［15］这里收藏诏敕盟书的所谓“密处”、“秘府”，自是专设的王室档案库。至于以神龛存贮重要档案，这种独具特色的存档方式，是和当时佛教在吐蕃社会影响的扩大紧密相连的。

　　二

　　吐蕃时期，为盟誓、纪功、述德、颁赏、封赠等等需要，往往勒石树碑。刻石取材方便，保存长久，在吐蕃档案载体中占有重要地位。吐蕃石刻档案分为摩崖刻石和立碑刻石两大类。

　　吐蕃摩崖刻石以工布第穆萨摩崖刻石书史性最强，最为著名。该摩崖刻石座落在今西藏米林县米瑞区本日山主峰北麓达雍仲增地方，南向，面临雅鲁藏布江。载体材料为青岩石面，平正，高约1.85公尺，宽度上部为1.5公尺，下部为1，6公尺，略呈正方形。镌刻古藏文21刊，内容为赞普赤德松赞应工布小邦王子与家臣的祈请，重申前盟而颁的诏敕盟书。摩崖刻石下方雕凿成碑座形式，未镌文字，后世佛教徒刻有右旋“雍仲”浮雕十个，因之，亦称为工布摩崖碑［16］。吐蕃时期，这一类用以盟誓、纪功、述德的摩崖刻石比较普遍。

　　吐蕃摩崖刻石，除文字石刻外，还有一种造像石刻。吐蕃时期佛教兴起，摩崖造像于兴佛活动中产生。《西藏王臣记》载：松赞干布来到布达拉山，“感得从自然现起的……彩虹，辉映到对面岩石上自然现起的观世音菩萨、救度母、马头金刚等佛像上面。”于是请来有精巧技艺的工匠，“依照那自然现出的佛像那种庄严神采，而精细雕出很清晰的身之所依——佛菩萨像……。”［17］这里所谓“对面岩石”，即指药王山。迄今保存较完好的药王山摩崖造像，早在吐蕃初期就开始雕刻。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还有昌都察雅丹玛摩崖刻石。此刻石正中主刻大日如来及八大弟子，其下刻弥国嘎波龙主像和佛经《普贤菩萨入行赞》，并刻有建此摩崖造像经过的一段文字。据专家考证，该摩崖造像建造于赞普赤德松赞（798—815年在位）时期。吐蕃摩崖造像，反映社会风尚及时代背景，不仅是珍贵的宗教艺术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别具特色的历史记录。

　　立碑刻石是吐蕃时期为使重要文献档案保存久远而采用的一种方式。存世的吐蕃碑石档案为数较多，主要有：建立于拉萨及其附近地区的唐蕃会盟碑、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噶迥寺证盟碑、楚布江浦建寺碑；建立于墨竹工卡的娘·定埃增证盟碑、娘·定埃增续盟碑；建立于山南扎囊的桑耶寺兴佛证盟碑；建立于琼结的赤松德赞纪功碑、赤德松赞墓碑。这些碑石档案中，“以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时间最早，以唐蕃会盟碑影响最大，以谐拉康碑甲（即娘·定埃增证盟碑）文字最长，保存最完整。”［18］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立于布达拉宫对面，与建于布达拉山脚的无字碑相对，故藏语称之为“雪·多仁乞玛”，意即“雪之外碑”。方柱形碑身，正背左三面镌刻古藏文，正面68刊，背面74刊，左面16刊，字体卷古，虽经1200余年的风雨侵蚀，至今大部分犹可辨认。此碑为赞普赤松德赞表彰其重臣恩兰·达札路恭的功绩而敕授诏书，树碑勒石的，据王尧教授考证，建立时间当在公元763年之后不久。

　　唐蕃会盟碑亦称长庆舅甥和盟碑，立于公元823年（唐穆宗长庆三年），座落在拉萨大昭寺门前，藏语称作“祖拉康多仁”，意为“大照寺碑”。碑身高约4.83公尺，宽约0.96公尺，厚约0.51公尺，略呈方柱形。正面西向，镌刻821年（长庆元年）会盟藏汉两种文本的盟辞，左半刻藏文，横书77刊，右半刻汉文，真书6行；东向背面纯为横书藏文盟辞，78刊；右侧是吐蕃一方参与会盟的17名官员的名单位次，藏文40刊，并刻有对应汉文音译；左侧为唐朝会盟官员18人的职衔姓名，亦为汉藏两体对照，上为藏文，下为汉文。唐蕃会盟碑四面镌刻文字，记录长庆舅甥和盟重要文献和唐蕃双方会盟官员名单、位次，书史性甚强，是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历史档案。

　　以保存完整而著称的娘·定埃增证盟碑，座落在墨竹工卡县止贡区谐拉康寺，碑文62刊，镌刻赤德松赞为表彰重臣高僧娘·定埃增“忠贞不二”，弭乱拥立之功而颁授诏敕盟书，许以特权，并敕令“于三宝所依之此神殿之处，敕建盟誓文龛，立碑树石。”［19］

　　吐蕃时期，大量建立石刻档案，除企图久远留存“永不变更”外［20］，还有“为令众人普遍知晓计”［21］，即考虑扩大信守和凭证的作用。

　　三

　　吐蕃时期，王室为巩固统治地位，削弱与土著信仰苯教纽结在一起的贵族势力，引入佛教，采取大力扶持的政策。在新兴的佛教寺庙里，除树碑勒石、兴佛证盟外，还常铸造铜钟，将一些礼佛祈福之辞铭铸于上，以为供养。此类钟铭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吐蕃社会的原始记录，铭文铜钟也是吐蕃档案的一种载体材料。

　　吐蕃铭文铜钟以桑耶寺钟最为著称。桑耶寺为吐蕃时期弘扬佛教的根本道场，由赞普赤松德赞亲自奠基兴建，于八世纪中叶建成。铭文铜钟铸造在建寺期间，系赤松德赞王妃没庐氏·甲茂赞为供养而铸献的。［22］甲茂赞信奉佛教，后随入蕃汉僧大乘和尚摩诃衍出家，一心奉佛。王尧教授推断：“《贤者喜宴》记载：‘赤松德赞第三妃甲茂赞，自己独力修建一殿，殿上献奉铜钟一口。’看来就是此钟。”［23］桑耶寺铜钟口径0.69公尺，高1.2公尺，上体周长1.8公尺，下体周长2.1公尺，厚0.05公尺，器型庞大淳厚。铭文铸在钟体顶端，共十二句，分内外两层，每层六句，从左向右，阳文。其文辞要义为祈愿“赞普赤松德赞父子、眷属，具六十种妙音证无上之菩提”，［24］文字卷古，与吐蕃石刻档案古藏文字体相同。

　　昌珠寺铭文铜钟亦为吐蕃时期遗物，且铸钟施主亦为甲茂赞一人。昌珠寺是吐蕃时期第一批兴建的佛寺之一，昌珠为吐蕃五茹之一腰茹的政治中心。赞普赤松德赞死后，幼子赤德松赞继位，甲茂赞铸献此钟劝“令一切众生齐皈善业”，祈求“增天神赞普赤德松赞之住世寿元”，铭文铸明“由唐廷汉比丘大宝（仁钦）监铸。”［25］昌珠寺钟铭文亦为十二句，分内外两层，每层六句，自左而右，其形制几乎完全与桑耶寺钟铭相同。此钟已毁，其铭文有拓片存世。

　　铭钟已毁而铭文传世的，还有叶尔巴寺铜钟。叶尔巴寺在拉萨东郊，相传寺后石窟为松赞干布坐静的地方，后松赞干布第三妃蒙·尺姜于此地修寺。叶尔巴寺是吐蕃早期佛寺之一，该寺铜钟铭文两圈四句，自左而右，分段铭铸。钟铭未铭施主，“从文字形体、笔势来看，应是吐蕃时期遗物。”［26］

　　吐蕃时期，冶金铸造在中原先进技术传入的推动下，已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供奴隶主贵族享用和寺庙礼佛的青铜器铸造数量不会在少数，但传世的铭文铜钟并不多，其他种类的作为档案载体的青铜器迄今未有发现。已发现的钟铭字数不多，且多为礼佛祈福之辞，记事范围不广，书史性不强。这些表明，吐蕃金文档案未能发展起来。吐蕃金文档案未获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吐蕃社会进入广泛使用青铜器之际，档案载体材料不仅种类多，而且随着造纸、制墨技术从唐朝传入，又有了先进的载体材料。

　　四

　　吐蕃简牍、石刻、钟铭档案，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吐蕃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内容丰富，年代确凿，信实可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利用价值，现略述于下：

　　1．为研究吐蕃社会性质、政治体制提供第一手史料。

　　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记载；“‘大公’之子孙某代或因绝嗣，其所属奴隶、地上、牲畜决不由（赞普）没收。”［27］娘·定埃增证盟碑所载盟书誓文规定：“‘囊桑努贡’之子孙后代之奴隶、牧场、草料、园林等项，无论何时，设或断绝后嗣，或因罪置狱，王廷亦不没收，亦不转赐他人。”［28］工布第穆萨摩崖刻石也明确载有“工布噶波小王之奴隶、土地、牧场还后决不减少，亦不摊派官府差役，不科赋税，不征馈遗……。”［29］这些档案资料揭示，在吐蕃社会里，奴隶如同田地、牧场、园林一般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的地位与牲畜并列，吐蕃处于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并占有生产者奴隶的社会发展阶段，即奴隶制社会。

　　从吐蕃简牍、石刻档案资料十分清楚地看出，赞普、王子、后妃、小邦邦伯家臣、带兵军官、权臣贵戚、钵阐布等等占有生产资料，拥有政治特权，坐享社会财富，与之相对立的耕作奴隶、奴婢、武士、兵丁等被剥削被统治，两者构成吐蕃奴隶制社会基本阶级。新疆出土简牍载：“……伍茹之军帐……驻于大罗布，……请下令区分桂庸。”［30］“桂”即武士阶级，参加军旅之战斗人员；“庸”为奴隶，随军后勤人员。他们即使同为驻屯，也得有严格区分，可见这两大阶级壁垒之森然。

　　吐蕃石刻档案中的多篇盟书誓文，从一个侧面确证吐蕃王朝为奴隶制军事部落联盟政体。其时，吐蕃王室与各小邦之间、各族部之间，乃至与功臣贵戚、钵阐布之间，经常进行盟誓，诏颁盟书誓文，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统一意志、行动，规定臣属必须子孙世代效忠王室，“忠贞之念耿耿，效力之勤昭昭”［31］，赞普亦申明保护臣属及其后代的地位和财产，不让他人侵犯。这些盟誓，有定期的会盟，如工布第穆萨摩崖刻石所载，亦有临时性的特殊会盟，赤松德赞与恩兰·达札路恭之间的盟誓即属此例。

　　部落是吐蕃奴隶制军事部落联盟政体中的基本细胞，在大的军事行动中，是要以部落名义参加的。吐蕃统治下西域安西四镇地区，就出现众多吐蕃部落称谓，从吐蕃中心地区的畿堆、叶尔若布等部落，到藏南洛扎、聂巴等部落、藏北那雪等部落，乃至后藏、阿里地区管仓、象、雅藏等部落名称都在新疆出土简牍中出现。

　　2．为探讨吐蕃社会宗教信仰的演变、佛教影响的扩大提供可靠的证据。

　　工布第穆萨摩崖刻石揭示，吐蕃时期苯教拥有相当大的势力。赤松德赞、赤德松赞先后与之盟誓的工布小王噶波莽布支就自诩是“天神六兄弟之子聂墀赞普”的后裔，其祖先第一代工布小王支贡赞普之长子噶波，“当初，自高处来（工布为王）之时，向兄弟二人灵应之生命主神祈祷求福，并与‘第穆灵神’婚配”。“苯教是既尊奉“天神”，又迷信“鬼怪精灵”的原始宗教，其势力早已进入吐蕃统治集团内部，影响深远。至于在吐蕃边远地区，苯教一直是社会的主要宗教信仰，边镇将领、军士大都崇奉苯教。吐蕃简牍档案对此提供了信实的证据。［33］

　　吐蕃王朝时期不少握有实权的旧贵族信奉苯教，与吐蕃王室寻找新的思想统治工具而引入佛教并大力提倡形成尖锐矛盾。王室处心积虑地建造佛寺、兴佛证盟，吐蕃石刻、钟铭档案就有多处记载五室如此强有力地支持和推广佛教。如，噶迥寺证盟碑载：“今迩后世世代代，圣神赞普父王赤松德赞之世，所建三宝之所依处，所行圆觉之正法，不离不弃，不隐不灭，子子孙孙，均申盟誓。”“蕃地全境（人民）亦应习学正法，修悟正道，轨仪行为不停。上起蕃地贵胃上流，下至蕃地庶民黔首，其入解脱之门径，无论何时，永不阻塞，虔诚敬信之徒，悉令解脱。”［34］佛教得到吐蕃王室大力扶植，势力不断扩大，僧人由王室保障供养，“予父子（赞普）均尊为皈依供养之处。……不令颓败，不离不弃，不毁不谤，而供奉之也。”“祖、父、子、孙无论何时，定断作三宝之顺缘者决不降低、减少，不隳不灭，如同寺庙户籍文书诏令之前所言，依之管理行事。”［35］寺庙拥有奴隶、农田、牧场，寺产不断扩大，向寺院经济发展迈步。楚布江浦建寺碑载：“作为寺产之民户及产业之上，不征赋税，不征徭役，不取租庸、罚金等项。”［36］寺庙享有特权，上层僧人参预政事，如钵阐布娘·定埃增“常为社稷献策擘划”，“上下臣工奉为楷模栋梁”，位至“任平章政事之社稷大论”。［37］在唐蕃会盟碑记录的吐蕃会盟官员名单中，另一位钵阐布贝吉允丹位列首位。此人出任首席大论，炫赫一时。

　　吐蕃时期，佛教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这从噶迥寺证盟碑以下的一段记载可以清楚看出：“（此后）任何时期，设或有人谓如此做（指兴佛证盟——注）作为有罪，或谓不善，或以占卜，或以梦觇等等，不拘何种因由，决不因而隳灭，决不离弃。勿论上下人等，勿论何人，以此等言词陈情，决不听信依之而行。”［38］吐蕃时期，佛教得到王室强有力的支持，在吐蕃中心地区势力发展很快，但在整个社会还不占优势，苯教与佛教的斗争始终未停止。因而，佛教在发展中表现出一种颤颤惊惊的态势。

　　3．填补藏族古代社会研究资料空白。

　　公元670年吐蕃势力扩展到西域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安史之乱后更与河西陇右联成一片，在九世纪“回鹘西迁”替代吐蕃势力之前［39］，吐蕃统治这大片地区。但限于史书记载的缺略，对这段吐蕃治理历史知之不多，吐蕃简牍的出土使情况大为改观。吐蕃简牍档案揭示，吐蕃军旅在天山南路一带驻守屯戌，设驿站，置巡逻斥候，常驻坐硝。下列简牍档案反映出驿站的建置、文书的传递的严格规定：“从和阗驿站发给鄯善岸本书信：一天一夜要行五个驿站，此木牍迅速紧急送往高齐巴。木牍不能按时到达或有失误，依法惩办……”。［40］“火速分驿站传送塘报，按顺序先后，不要错乱，若仍送不完，另派他人接替。”［41］从以下简牍可看出斥候、坐硝的设立有固定的制度，“吐谷浑人户有多少？长住户若干？根据所计住户之数，决定派来边隅斥候人数。”［42］“下谢恰（部落）十二个于阗人之交接牌交与下于阗，在恰西若饶地方。上谢恰（部落）七个于阗人之交接牌交给于阗人木达迈，在察尔海晓聂地方。中谢恰（部落）有九个于阗人之交接牌于下午交与中间人若聂里西，在李加家穹尼地方。卡尔巴六个（斥候）的交接牌交于于阗人冲木桑，在商瓦晓聂地方。”［43］“朗部落之布薄绒噶（地名）坐哨在鄯善之廓拉……”。［44］

　　吐蕃简牍档案记载吐蕃王朝派有尚论、元帅等文武官员管理当地军民事务，按照吐蕃法典司法审案。如：“此案为悉编掣通（观察使）所判，交付大罗布节儿总管及尚论。”［45］“淫人妻女，触及刑律大法，无帅及悉编掣逋（观察使、御史）应将犯人处以绞刑。”［46］，其时设有专管农田事务之长官，组织当地居民垦种土地，“如今上峰指派（我一人）兼任镇将及农田官……，（我）不敢推辞……责任……”。［47］吐蕃军政官员多占有俸田，交与劳动者耕作，如“博玛（蕃人）领受：茹本达萨结之农田一突。”［48］“班丹领受：资悉波之田地三突，军官俸田一突，茹本之新垦荒地一突，副先锋官田一突……”［49］“那松之农田佣奴三人……（领受）农田三突。”［50］农田主人将收获物的相当大的部分作为地租来收取，“论努罗之奴仆已在婼羌……冬季田租之对半分成于兔年……”［51］“此人于马年派去，此人谓……派，属民马年之（差税）……未完成，属民的年成不好，上等农户一（突）农田只交五克青稞、五克麦子……。”［52］

　　吐蕃统治的这一地区，有若干族部杂居，时有矛盾争斗发生。“快（火急——不得阻挡，或优先供应马匹）。”［53］“注意（有情况，警惕）。”［54］“勿分散！”［55］这样一些反映军情紧急的简牍档案就是具体说明。

　　此外，吐蕃简牍关于苯教神职人员专职分工、祭祀仪式、占卜活动等等记载，揭示其时苯教在吐蕃边远地区的巨大影响，填补了苯教文献记载的空白。

　　五

　　吐蕃简牍、石刻、钟铭档案的珍贵价值还在于，为揭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提供极为重要的资料。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期的自在发展过程，公元七世纪初进入在民族大融合基础上的较大范围统一的历史轨迹。在中原地区，继隋代短暂的统一，唐朝建国，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长期分裂混乱局面。唐朝以其强大的政治影响与繁荣的经济、文化，赢得周边诸族部的赞誉。唐蕃会盟碑称大唐“与蛮貊诸国迥异，教善德深，典笈丰闳……。”［56］在吐蕃地方，统一政权建立不久，即与唐朝联姻建立亲好关系。随着吐蕃内部统一的加强、社会的发展，吐蕃王朝与唐朝及祖国西部其他族部的关系不断推进。吐蕃简牍、石刻、钟铭档案从不同侧面反映这段历史发展的轨迹。

　　吐蕃简牍档案揭示吐蕃强盛时期与祖国西部广大地区的汉族及其他族部关系密切，吐蕃石刻、钟铭档案则集中展现吐蕃与唐朝密切的关系。唐蕃会盟碑记载双方于盟文中重申历史上吐蕃与唐的甥舅亲谊，“圣神赞普弃宗弄赞与唐主太宗文武圣皇帝和叶社稷如一，于贞观之岁，迎娶文成公主至赞普牙帐，此后，圣神赞普弃隶缩赞与唐主三郎开元圣文神武皇帝重协社稷如一，更续姻好，景龙之岁，复迎娶金城公主降嫁赞普之衙，成此舅甥之喜庆矣。”［57］决定“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合舅甥亲近之礼，使其两界烟尘不扬，芒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58］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弃隶缩赞与金城公主的联姻，唐蕃舅甥关系的建立、发展是吐蕃与大唐关系发展的里程碑。

　　唐蕃亲密的政治关系的建立，是以密切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为基础的。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产品大量输入吐蕃，吐蕃简牍、石刻、钟铭档案均有此类原始记载。唐蕃会盟碑载，即使在唐蕃大和盟约未获订立之时，唐朝入蕃的“亲爱使者，通传书翰，珍宝美货，馈遗频频。”［59］近期在西藏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摩崖碑刻，比《唐蕃会盟碑》早出165年，这一迄今为止西藏现存最早的汉文碑刻档案是唐蕃密切联系的又一有力的历史见证。吐蕃简牍记有唐朝丝织物为吐蕃人所珍视，“交付哲德蔑悉腊，衣著汉地织成披风一件……锦缎裘袍一件”［60］。吐蕃钟铭档案反映唐朝的冶金铸造技术传入高原，推动吐蕃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昌珠寺铜钟铭记“由唐廷汉比丘大宝（仁钦）监铸”从一个侧面反映唐朝汉僧入蕃、内地佛教对吐蕃宗教文化发展之影响。以唐文化对吐蕃档案事业发展的直接影响而言，唐朝文士受聘到吐蕃负责管理文书，造纸制墨技术由内地传入，飞跃跨进以纸为档案载体的时代，以及碑石型制由方柱碑身方形基座向长方形碑身石龟基座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是有力的说明。

　　唐蕃关系除了和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之时，矛盾争斗与和好往来交织发展。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记叙这位吐蕃大将“先克唐廷蕃属（吐谷浑）阿豺部，自唐土夺取人口、头疋、辖土”，继而“首倡兴兵入唐，深取京师之议，……于周厔之渡口岸畔与唐兵大战，蕃兵掩袭，击唐兵多人。唐帝广平王乃自京师出走，遁陕州，京师陷落。”［61］吐蕃简牍档案也反映有吐蕃与吐谷浑、回鹘等族部矛盾争斗。这些档案文献说明，在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民族间发生矛盾在阶级社会里带有不可避免性，作为这种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民族战争也是时有的。这种古代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间的战争，是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形成过程中的矛盾和斗争，“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62］恩兰·达札路恭攻进京师长安，赶走代宗李豫，立金城公主娘家侄李承宏为唐帝之后即退兵就是说明。那种在吐蕃对唐用兵等问题上做文章，企图否定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对中国这样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曲解，其实是徒劳的！

　　吐蕃、唐朝间虽有兵戎相见的一面，而和好交往，相互依存，越来越接近，是唐蕃关系发展之历史总趋势。唐蕃会盟碑盟辞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盖因彼此旧日纷扰、疑虑，遂使结大和盟事，一再延迟，倏间，即屈产生雠仇，行将兵戎相见，顿成敌国矣，于此危急时刻，圣神赞普可黎可足陛下所知者聪明睿哲，如天神化现，所为者，悉合诸天……乃与唐主文武教孝德皇帝舅甥和叶社稷如一统，情谊绵长，结此千秋万世福乐大和盟约……。”［63］可黎可足力主唐蕃和盟，所谓“所知者，聪明睿哲”，“所为者，悉合诸天”，就是能顺应吐蕃和唐朝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正是因为如此，最终得以排除干扰，实现唐蕃大和盟。唐蕃大和盟约中反复强调“舅甥相好”、“和叶社稷如一统”，乃是唐蕃关系发展历史趋势的客观体现。吐蕃档案展示的吐蕃和唐朝密切关系的长期积累，为十三世纪西藏地方纳入全国统一政权管辖奠定深厚的基础。

　　吐蕃时期，勤劳、勇敢、智慧的藏族人民致力于推进自己民族的发展，同时对缔造我们伟大的祖国作出重大贡献。吐蕃简牍、石刻、钟铭是研究吐蕃社会、研究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是西藏民族档案宝库中耀耀生辉的珍品。这些简牍、石刻、钟铭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作为历史文献学、文物考古学，其研究成果已甚为丰硕。然而，在档案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今天，从民族档案学领域，对这些极为珍贵的吐蕃社会的原始记录进行系统整理、专题探讨，还是一个亟待展开的有意义的课题。

　　（本文之作得助于王尧、陈践先生提供第一手史料之学术编著，关于吐蕃简牍、金石文献引用了二位专家的释译文字，谨致谢意。）

　　［责任编辑　陶长松］

　　注：

　　①吐蕃时期，造纸制墨技术从中原地区传入西藏，有了以纸为载体的文献档案。关于吐蕃纸墨档案，现有实物存世，拟专文述论，本文不予涉及。

　　②《旧唐书·吐蕃传》载：吐蕃“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新唐书·吐蕃传》载；“其吏治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两唐书所载表明，吐蕃初无文字，在松赞干布制订文字之前，曾以结绳和刻契木片表意记事，用作凭证的。

　　聚居在西藏珞渝地区的珞巴族，直至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尚处在父系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历史发展阶段，没有文字，普遍以刻划竹片记事表意。七十年代末，笔者赴珞巴地区调查，曾收集到这种最初始最简单的“竹简档案”。

　　③④⑤⑥⑦⑧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第106、110、110、110、107、109页。

　　⑨［13］［14］［15］［18］［19］［20］［21］［23］［24］［25］［26］［27］［28］［29］［31］［34］［35］［36］［37］［38］［56］［57］［58］［59］［60］［61］［63］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第5、101、116、127—128、6、116、161、127、186、186、192、198、83、116、101、127、160—161、161、180、116、160—161、43、43、41、43、5、84、43页。

　　⑩《建国以来新疆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第179页。

　　［11］［12］《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第105、43页。

　　［16］见常凤玄《吐蕃工布摩崖碑考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37页。

　　［17］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第20页。

　　［22］一说此钟为一唐朝入蕃汉僧主持铸造，原置于离桑耶寺约10里的扎玛止桑宫殿，后几经搬移，不知何时迁到桑耶寺。见《扎囊县文物志》（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编印）第220页。

　　［30］［33］［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王尧、陈践：《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第65、72—74、59、50、47、47—48、50、69、69、68、27、27、29、37、37、45、46、46页。

　　［32］引自王尧《吐蕃金石录》第101页。

　　“第穆”灵神原是工布地区原始崇拜的一大神祗，后逐渐为佛教吸收，并纳入格鲁教派系统。

　　［39］回鹘，即今维吾尔族，九世纪中叶从漠北西迁，同吐蕃在西域展开争夺。大约到公元860—873年左右，回鹘摧毁了吐蕃在天山南路一带的统治。

　　［62］翁独建：《论中国民族史》，《民族研究》1984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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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顾祖成，男，汉族，现在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

　　来源： 西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