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东来，禅法播于中土；自六祖曹溪开法，禅法遂大兴于中土。然考究禅之境界，与玄学精神实有相类之处。禅与玄学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是人生的高妙、超尘、脱俗的境界，而这种追求，都是建立在对人生的深刻体认的基础之上的。在禅家看来，世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正如《金刚经》最后一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修禅正是通过对“虚”的勘破，最后淋浴在佛陀的光辉中，达到涅槃寂静；从玄学方面来讲，世俗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唯有道是永恒的，个体的玄炒之境是与天道合一，与自然融为一体。二者在本旨上所追求的都是无我之境。关于这一点可以从 禅家的修行方法和玄学理论及其它方面找到佐证。由于儒学的统治地位，老庄历来不被重视。然而汉末以降至魏晋时代，庄子精神却日益为世人所看重，魏正始间，因王、何之用力，玄学于是大行于天下而为显学。而魏晋时代，又正是佛法传入中土，欲兴而未兴之时，这样，佛法在其流布中，就很自然地与玄学发生了关联。今人论佛教，多谓早期佛教依附玄谈而求发展，而实质上，玄学与佛学实有契合之处，尽管在当时，这种契合是不自觉的。当时佛门人物多有好庄老者，讲论佛教也常常与玄思想相联系，此即当时的所谓“格义”之法。然而佛教终究是一种教义，它不可能永远比附于某种思想，它有自己的独立性。东晋之后，经籍渐备，佛教的理论、教义也日渐完善，佛教已成显学。而此时之玄学，从精神上讲已所剩无几，再加之从宗教本身出发对“格义”等方法的批判，佛学与玄学渐渐无缘了。随着教义的进一步完善，人们对教义已经有了良好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释氏本身所追求的东西，即如何得正果，亦即修身成佛的问题，便明显地提出来了。此问题一经显出，便自然发生佛学与玄学的再次不自觉之契合。这次便是禅学与绝迹很久的玄学精神的契合。由于玄学久已不行于中土，只剩下一个形式上的道教，因此世人多不注意此点。考究世间学问，虽有各种样态，然在精神上终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关注人的状态，关于人的地位的学问，在终极点上，无不契合。早期禅学，虽然偏重修定，但于教义也是特别注意的。自六祖以来，禅法不落于言诠，在人生之境界上向前跨了一大步。朽人如今拈出此义，试作一分析。

　　禅家思想的很重要一点是破“执”，这与玄学力求摒弃世俗之乐、之美，时而追求大美、至美，实在 有异曲同工之妙，禅家破除一切执障之后，所达到的也是人生的至美之境。因此，在禅宗的修行中，为了最终修得正果，首先必须破执。要破除一切执，不仅要跳出三界火宅，而且，对佛言祖语也不能执着，非如此不能成正果。因此，六祖以下的各宗师祖都把破执看得很重要。《无门关》第一则公案论说：

　　无门曰，参禅须透祖师关，妙悟要穷心路绝。祖关不透，心路不绝，尽是依草附木精灵。且道如何是祖师关，只者一个无字……参个无字，昼夜提撕……蓦然打发，惊天动地，如夺得关将军大刀在手，逢佛杀佛，逢祖杀祖。

　　(《无门关·赵州狗子》)

　　这种杀师灭祖的工夫，非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须知一般入佛之人，勘破世间，进一步打破小我，并非难事，然对于佛言祖语，却是敬畏非常，若要他把这当作耳边风，的确困难。但参禅悟道之非如此不可。因此，参禅之不易，便在勘破祖师一关，倘能透得此关，便可乾坤独步。此亦临济义玄“祖佛俱不礼”(《五灯会见》)之意也。禅宗是这样，而玄学在追求高远之境时所用出言得意之法，与禅宗的破“执”又是何等的相似，请看王弼引伸庄子精神之论：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象。犹蹄之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

　　(《周易略例·明象》)

　　当然，现在我们对这段话的理解也不要落于言诠，我想辅嗣之意是让人摒弃(亦即破除)心中言筌之物，直追本体之意——天道，以完成人格之修养。不迷于言象，不执于言象，追求言外之意的言外之意，就是叫人破除尘念，不要追求世俗之五色、五音，因为那都是镜花水月，要追求的是宇宙中永恒的天道、至美。辅嗣之高论，与禅宗初祖达磨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在境界上是一致的。辅嗣另外还有“修本废言”之论与“不立文字”深契。

　　“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 于繁。……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

　　(《论语释疑·阳货》)

　　此乃辅嗣有感于天下万言泛滥，而无济于世。故特标出“修本废言”之旨，本者，本体也，道也，是返朴归真之意，这与禅家不立文字，杀师灭祖，由参禅进而通体透悟而证得大道是同一意。“修本废言”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直接用心去感受大道是禅宗与玄学的共同特质。

　　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有言曰：“殇子为寿，彭祖为夭，秋毫为大，泰山为小……须眉异名，合而说之，则体之一毛也”。(《达庄论》)此种言论，非但深契禅宗破执之理，而且竟可作为一话头参将去。玄学人士的这种言论，在世俗大众看来是相当荒诞而可笑的，然而用禅家的眼光来看，却是非大根之人而不能为此语也。

　　禅宗与玄学不仅在方法 论上相合，而且他们所追求的最后之境(终极之境)也是相契的。阮籍曰：“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达庄论》)此与石头禅师之语“会万物为已者，其唯圣人呼?”(《五灯会元》)是多么地合拍。禅宗的最高境界“涅槃”与玄学思想中的“无为”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涅槃所包含的意义也如同庄子的心斋，所含的虚静之意是相同的。因此，我认为禅学与玄学对人生的终极体验是相同的。

　　禅学与玄学的相契之处不仅有上面所说几点，而且由于二者都是对人生境界的追求，同时也就是对美与和谐的追求，因此，禅学精神与玄学精神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艺术精神。它们二者对中国艺术的作用可以说是相似的、等量齐观的。玄学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艺术思想活跃的时期，这个时代产生了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谢赫的《古画品录》等一批艺术理论作品；在禅学的影响下，中国也产生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艺术理论、分析作品，如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及董其昌的《容台文集》和《容台别集》等。总之，玄学与禅学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艺术精神。

　　在玄学精神影响下的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艺术思想特别活跃的时期。艺术精神主要是循着玄学“得意忘言”之法，注重神韵，求其本而忘其表的。在《文心雕龙》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风骨”，这“风骨”二字是从后汉以来品评人物注重神理之意衍发出来的，经过玄学思想的陶冶，从而成为一个在文艺理论上表达本旨之意的一个很重要的词。谢赫的《古画品录》中也提到“风骨”，“气韵，生动是也，骨法，用笔是也”。其论曹不兴画曰：“观其风骨，名岂虚哉!”这风骨就是内涵的气质，品评人物，谈画论文，着眼于“风骨”，摒却表象，追求深层涵义，此深合玄学的精神。当时的艺术精神，不仅在追求高远本旨上是这样的，而且，艺术作品的创作态度也是深合玄学精神的。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

　　(《文心雕龙·神思》)

　　我前面已提到，此虚静，正是庄子心斋的主要涵义。在这意义上讲，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首先要达到虚其心、静其性的状态，而所谓“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与前面的话本意是一样的，就是要清除心中一切杂物俗念，而达到“虚静”的状态，即庄子“心斋”的境界。这与玄学精神为达大道，必先摒却一切俗念是一样的道理，与禅家的为了成正果而破“执”也是同一理，盖精神在终极境界上是相通的。

　　玄学思想不仅在它所处的时代起到如上所述的作用，而且，以庄子精神为支柱的玄学思想，一直在中国艺术精神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庄子之所谓道，落实于人生之上，乃是崇高的艺术精神；……由老学、庄学所演变出来的魏晋玄学，它的真实内容与结果，乃是艺术性的生活和艺术上的成就。历史上的大画家、大画论家，他们所达到的、所把握到的精神境界，常不期然而然的都是庄学、玄学的境界。”(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序》)

　　玄学精神固然在中国艺术思维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禅学的作用也未可小视，自宋以后，禅对诗、对画及诗画理论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并不输于玄学。

　　唐代在中国的知识阶中有很多信佛的人，而且，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诗歌的辉煌时代，诗与禅已有了很深的缘份。到了宋代，以禅论诗已成为很普遍的现象，其中，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一部很有影响力的作品。有趣的是，严羽按大乘、小乘、声闻的方法把诗也分成三个级别：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乘)，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

　　(《沧浪诗话》)

　　按照禅的境界把诗分成三个层次，这首先就说明严羽之以禅喻诗的，把禅的思想引入了诗境。在艺术的体会上，他已明了诗的最高境界是与禅相通的。禅的境界也是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这句话可以说是来自“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涅槃无名论》)此“妙悟”与“顿悟”在旨趣上是一样的。而且“妙悟”之诗“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思想，与禅宗的不说破、亦即不可说，意会而不可言传之意是相合的；与王弼对道的体认也是很相似的。

　　“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之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

　　(《论语释疑·述而》)

　　妙悟之诗，禅境，还有道，都是高妙的精神境界，通常之人达不到这个境界，说了也没用，而达到了此境界的人，也就自然而悟了。是以终极的精神境界是不能说、不可说、亦不必说的。

　　严羽以禅论诗在艺术理论上有很高的价值，而明代董其昌以禅论画在意境上也是很高远的。史载其昌“……游戏禅悦，视一切功名文字，黄鹄之笑壤虫而已”。(《无声诗史·卷四》)则可见其昌其人固然不俗也。其昌论画也是很有趣的，他按照禅宗南顿北渐之分把画也分成两派。

　　“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地也。”

　　(《容台别集·画旨》)

　　此纯是从功夫上讲的，北派精工巧为，讲求钩斫之法，而南派则是用渲淡。前者积年而所，后者随心而发；而二者在画的意境上，则北派注重色相，而南派注重画外之旨，此正是禅家南北之分野也。其昌以禅论画可谓得其旨归矣。其昌不仅在评论画法、画境时引入禅法和禅境，而且他本人也认为禅与庄子有相通之处，尽管受到了朱子的影响(《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释氏》认为佛法出自庄列)。但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禅的最终境界是与庄子精神(亦即玄学精神)是相通的。

　　禅与玄学在追求美的人生境界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因此，我们不应忽视它们从此点出发对中国艺术精神的作用，同样，我们更应看到禅与玄学在人生终极境界的体认上都是为了一种超俗之美，这正是禅与玄学的相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