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僧诗之开始

　　佛教传入中国后一开始译经便受印度影响而善用韵文。当年佛在西土，受印度早期宗教、哲学书藉影响，传教时用韵文形式很多。印度在佛教兴起之前的著名哲学经典《奥义书》（Upanisad）就是以韵文排句形式出现的。佛陀时代或是为了方便布道。并便信众易于上口，于是广泛采用“偈”（Gāthā）——短句构成整齐排列成章或协、或不协韵的一种文学形式。来传经布道。比如佛陀之《法身偈》、《无常偈》、《佛通戒偈》以及《如来梵》中的两偈，和《金刚经》的两偈，都可以视为佛教早期善用类似诗的文体形式之例。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大行于魏晋。东土僧人始以“诗偈”形式著作、布道。在这里为什么说“诗偈”而不单用“偈”，此乃东土在晋代早已有诗，而“偈”一经采用风气使然，自然要上口用韵，所以在魏晋之偈已是“诗偈”了，此正偈一入华便易和诗融之一因也。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衲子诗源自东晋来”。不错，僧人之诗应当肇始东晋。康僧渊为较早的作诗偈的僧人，《高僧传》说他“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广弘明集》载其诗二首，（实为有记载僧诗人之第一）。后来有支遁（314—366）号道林，俗姓关，陈留人。为晋初名僧，《世说》云：“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他能文能诗，今存诗18首。支遁之后有慧远（334—416）俗姓贾，雁门人。晋末名僧，久住庐山东林寺，著名诗作《庐山东林杂诗》流传甚广，慧远与当时俗、僧、道共100多人组成庐山“白莲社”，这不但是个佛教团体而且还是个文化团体，其中“东林十八贤”诗文唱和知名于当时，影响至百代。慧远之诗直接影响了谢灵运，其实是开中国“灵性”诗之先河。六朝的谢、陶植根于晋人其中当然不能少诗僧慧远和白莲社诸诗彦，以及竺僧度、竺法崇、竺昙林、释道宝等僧家诗人了。（至于谢陶为代表的晋南北朝山水田园诗是直挹飞泉落英，而不是更多的僧人化，自有其学义与宗教之区别耳！）

　　二、诗性强化的僧人诗

　　随着中国诗歌发展到隋唐之鼎盛，僧人诗也大大前进一步。从晋代经过南北朝，到隋到初唐时期，僧人之诗虽然不少，但其质量可以说是偈气重而诗味少的初级阶段，虽然也是阐发佛法、以开悟人心为目的，但其距离“禅诗”——以禅理入诗啟悟人心之诗，还差着一大段。所以，在以前我们称之为“僧诗”僧诗再发展其优秀者即可成为“禅诗”，而僧诗迈向禅诗之前，必然是在“诗”上有所突破，减少“偈”气，由僧人说唱、劝喻的俗韵向诗的雅韵靠拢，其实诗历来都是以典雅为崇高（闻一多有言诗“本质是贵族的”）如上述，能诗之僧人在晋代不少，南北朝更多，但他们之作诗，一是本身要以韵语喻道，二是当时社会风气只重僧人之谈空，所以此时能诗之僧人并没有冠以“诗僧”，而是和当时文人一样作诗而已。

　　1、王梵志、寒山与拾得初期的诗僧及其诗作。

　　到了隋唐之际，有王梵志、寒山与拾得等僧人承晋僧之风，以当时风行的诗的形式导俗入佛，并宣泄个人心中之愤疾。但因他们的地位和文化修养都不甚高（其中寒山文化修养较高）诗作得并不太好。然而，尽管诗作得不太好，因着身份特殊、教化世俗，诗流传得却很广泛，所以中国“诗僧”的得名是由他们始。“诗僧”自此后二千年至今，成为中国诗坛的一支不可小窥的生力军，而以他们为代表的诗禅之理几乎成了中国诗论的最重要部份。（东邻日本至今重寒山拾得之诗，崇敬有加，以致其国的俳句、汉诗因取法乎下而至今通俗多高雅少，特别是俳句，难登大雅之堂宜乎为俚辞也）。

　　王梵志，身世不明，传说他是树瘿之产，养于王姓以双木“梵”为名。他的诗存世300多首，较为浅显，且多偈颂之体。诗虽俗但个性甚强，喜笑怒骂词锋健利，开后来“跌宕骇俗格”——少有比兴叹咏之象，多着坦率朴直之迹。这种风格也为后世所拟仿（大诗人王维就有二首拟梵志体的诗）。

　　寒山与拾得：寒山僧生卒不详，同时有拾得僧，他们同行止共往还。“寒山住寒山，拾得自拾得”，都是“疯癫”型的异行僧人。寒山拾得特别是寒山虽然学习王梵志，但其诗作则胜王多多，特别是他的“癫”与“疯”是阅尽人世炎凉、看破俗风卑为而佯以“癫、疯”来讥讽世俗——以俗克俗的假作真时真亦假。他之所以不同王梵志，是他利用这种品格再益以更多智慧与学识，从而在王梵志的朴实无华的俚俗上又增加了清丽遒美，唯此，寒山的诗成了“禅诗”的首途，比如：“闲游华顶上，日朗昼光辉。四顾晴空里，白云同鹤飞”。比如：“高高峰顶上，四顾极无边。独空无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终不是禅。”都堪称比较成熟的禅诗了。《全唐诗》收寒山诗300多首。至于拾得，诗近寒山，又与寒山唇齿相依。唯诗的质量与数量都不可与寒山同日语，《全唐诗》收拾得诗50多首。

　　2、皎然、贯休与齐已——禅诗的产生。

　　僧人之诗从寒山初近高雅到晚唐的皎然、贯休和齐已，才真正走上“僧诗”的正格（晋僧是诗人之诗，隋及初唐是“偈诗”，唯其僧人之作置之诗人之作中无媿色，而又别具僧象气息这才是僧诗正格，至于佛门之偈，直到今天仍然是偈。当然，苏轼尝提出“蔬筍气”之不宜，要之，僧家风自有一种当行本色，此“僧家气象”之谓也）。就是在这种“僧诗正格”的前提下，以禅喻诗的风气大开，自晚唐至宋末气候形成，直接涵盖中国诗风二千年，此是后论。《全唐诗》载诗僧115人，僧诗2800多首。

　　释皎然：俗姓谢，谢灵运十世孙。活动于大历、贞元时期。他不但能诗，而且有《诗式》、《诗评》、《诗议》等在文学理论史上有地位的诗论之作。特别是《诗式》为他以后“以禅喻诗” 的各大家张本，其在诗论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严羽说皎然的诗“在唐诸僧之上”是有见识之论。他的名作如《寻陆鸿渐不遇》：“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到山中去，归时每日斜”，再如《投知已》“若问令遇洞庭春，上有闲云可隐身。无限白云山要买，不知山价出何人”。诗味之浓，禅机之灵，儒佛无隔腊，已初到化境了。

　　贯休和齐已：贯休字德隐，兰溪人（832-912）。《宋高僧传》说他：“所长者歌吟，讽剌微隐，存于教化”，他的诗媲美皎然，但以峻拔险丽出之，虽不能胜皎然之清丽天成。影响亦不小，如《月夕》：“霜月夜徘徊，楼中羌笛催，晓风吹不尽，江上落残梅。”又如《古别离》：“离恨如旨酒，古今饮皆醉。只恐长江水，尽是儿女泪。伊余非此辈，送人空把臂，他日再相逢，清风动天地。”

　　齐已（863-937）名得生，益阳人，诗风苦吟，侪身贯休之列但成就不如。影响亦差，其诗如《不睡》：“永夜不欲睡，虚堂闭复开。却离灯影去，待得月光来，落叶逢巢住，飞萤值我迴。天明拂经案，一柱白檀灰。”可窥一斑。

　　至此，晚唐的皎然、贯休、齐已三诗僧之后，中国诗坛奇葩“禅诗”已然底定，同时也昭示了真正价值的禅诗不是“偈体”的僧作。再加上皎然的诗论之开风气，波澜壮阔的禅诗之势，二千年来为中国诗风之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