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识仁波切：藏传佛教是加强藏汉关系的有力因素

　　一、藏汉民族具有共同的信仰基础

　　佛教是人类文明的曙光。公元初传入中原，至今已有二千年的历史，第六世纪由唐朝和尼泊尔王国传到了藏地。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迎娶的不但是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而且也迎来了唐朝和尼泊尔的两尊释迦牟尼佛像和佛教经典，以及传教的僧人。从此以佛教的纽带结成了，吐蕃与唐朝，吐蕃与印度、尼泊尔之间世世代代的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的见证是供奉在拉萨大昭小昭寺中的释迦牟尼佛像和唐蕃会盟碑。一千多年来，藏族人朝拜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就像伊斯兰教徒朝圣麦加一样，视为毕生最大的荣幸。从汉藏关系的角度重视大昭寺释迦牟尼像，比从宗教角度看待这尊佛像更重要。人类历史证明，只有共同信仰的民族之间才有相互信任和牢固的团结。藏汉民族的历史悠久的对佛教的共同信仰，才是这两个民族彼此相连，牢固团结的基础和凝聚力。

　　二、唐蕃之间佛教关系

　　吐蕃松赞干布于六世纪初，以卓越的武功统一了周边的四十个酋长国，建立了青藏高原空前强大的吐蕃王国。创造藏文，引进佛教，以佛教信仰统一民众的思想，制定以佛教十善戒为基础法律等为吐蕃民众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唐蕃王室联姻为契机，唐蕃之间建立友好邦交关系，开展以佛教为主题的各种文化交流，通商开展物资交流。从松赞干布到赤热巴坚二百多年中，唐蕃之间保持了以友好为主题的邻国关系，在这一时期，唐蕃王室的主题信仰都是大乘佛教，中原的大乘和尚来往频繁，赤松代赞建立译经院，藏汉僧人协作，从汉文上翻译了很多佛经和历史文学、中医、周易卜算等方面的书籍。禅宗和尚在拉萨传法，僧师帮助赤松代赞抑苯弘佛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汉地的顿悟禅宗思想对前弘期的密法影响很深，藏传佛教旧密大圆满来源于禅宗顿悟思想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公元八百四十年前后吐蕃末代王郎达玛和唐武宗同时灭佛，引起了吐蕃的分裂和唐蕃关系遭到了破坏。很显然这是共同信仰遭到破坏所引起的政治后果。

　　三、元、明、清三代藏传佛教与朝廷的关系

　　成吉思汗的四皇子廓端王邀请萨迦班智达到凉州（1244年）进行会晤，达成了吐蕃归属元朝的协议，萨班致蕃人书是萨班对西藏当权者的劝降书，从此西藏加入了中国版图。1256年元宪宗蒙哥封噶mb希为帝师，1260年，萨班侄子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帝师及萨迦世袭法王，管理蕃地十三万户，建立了萨迦政权。八思巴为蒙古人创造文字，向蒙古人传播藏传佛，从此吐蕃人与蒙古人有了共同信仰，这种共同信仰就是蒙藏佛教。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蒙藏友好关系，维持到了现在。值得一提的是，八思巴说服忽必烈终止了每年屠杀十万个南宋汉人男婴的，被称作“薅草”的灭种残暴行为，挽救了南宋汉人的无数生命。，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是皇觉寺僧人，大明王室信奉佛教是可以说是祖传。1372年噶玛若呗多杰觐见洪武皇帝，封为大司徒、齐国公，建立了藏传佛教与大明王室的关系。1408年，永乐皇帝下诏书派朝臣赴拉萨邀请宗喀巴大师进京，宗喀巴大师年事已高，便委派大弟子先乾曲吉·释迦义喜代表宗喀巴觐见永乐帝，受封法王，建立了藏传佛教格鲁巴与大明王室的关系，1579年大明万历皇帝封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封号由此得来。明朝一代，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平稳和谐，茶马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

　　清朝努尔哈赤在入关前通过蒙古喇嘛和五世达赖喇嘛建立了关系，1644年清顺治登基时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派使者进京祝贺，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顺治皇帝，晋封法王，赐金册金印，接待规格很高，当时顺治皇帝接待五世达赖喇嘛场景记录壁画至今保存在布达拉宫。

　　清朝十代皇帝都信奉藏传佛教，奉藏传佛教为国教。顺治皇帝出家为僧，康熙皇帝自称是阿弥陀佛化身，雍正、乾隆二帝被藏传佛教界视为文殊菩萨化身，庸乾二帝，曾穿着喇嘛服装画像，此画至今保存在故宫。乾隆皇帝为了直接喇嘛活佛对话阅读藏文经典，拜三世章嘉活佛为师，学了藏文藏语，乾隆皇帝亲自画的度母唐卡画和修法时穿的珍珠袈裟至今保存在故宫。甚至乾隆朝宫中乐队都是由藏传佛教僧乐队担任。朝廷为了搞好蒙藏关系，在热河为达赖、班禅修了行宫，乾隆帝六十一岁大寿时请六世班禅进京，求长寿灌顶，封藏传佛教高僧活佛国师，呼图克图者有多人。直至慈禧太后，虔诚信奉藏传佛教，被称为“老佛爷”，万寿山皇家公园的人造湖是慈禧太后的放生池。皇宫中有藏传佛教佛殿。清政府采取尊重民族宗教信仰，尊重名族宗教领袖，以稳定边疆的政策。这种政策对改善朝廷和少数名族之间的关系，稳定边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当时有“修一座喇嘛庙，胜养十万大兵”的说法。在藏人的心目中大清皇帝不是万恶的统治者，而是文殊菩萨。因此在藏传佛教文书和民歌中称大清皇帝为Jam dbyng guang ma（文殊皇帝）。在佛教信众的心目中佛菩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藏人的心中皇帝获得佛菩萨地位，可见人心的归向达到了何种程度。乾隆时期属中国国内民族关系处理得最好的历史时期，逃亡国外十多万土呼特蒙古人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章嘉国师给哈尔哈至尊丹巴的一封信，平息了外蒙八部反清的武装叛乱，乾隆皇帝说：“章嘉国师神通广大，未动一兵一卒，凭一纸书信，平息了蒙古八部叛乱。”这就是宗教领袖所起的作用。

　　民国时期，民国政府也很重视蒙藏关系，段祺瑞政府邀请九世班禅在北京和杭州两地举行了时轮金刚大灌顶。对班禅的官方接待规格沿袭了清朝制度，非常隆重。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蒙藏事务委员会，曾邀请格西喜饶嘉措大师赴南京担任该委员会要职，台湾至今保存了蒙藏委员会。蒋委员长，仍按清朝国师之礼对待章嘉活佛，1949年去台湾时，请章嘉活佛同去台湾。

　　解放后到58年前这一阶段中国的民族关系处理的很好，被人们称作“民族政策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是藏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和谐的最好时期。5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进京时，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亲临北京火车站迎接，毛主席宴请达赖班禅，并多次会见达赖喇嘛，进行了亲切的交谈，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汉地有将近两千年的信仰佛教历史，留下了许多佛教文化宝贵遗产。藏族信仰藏传佛教也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佛教信仰、佛教文化在历史上一直是把藏汉两个民族紧紧连接在一起纽带。至今信仰文化上的关系，仍然保持得很好。而且现在这种藏汉民族之间的超越政治的信仰关系的发展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不仅在台湾，香港，以及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当中信仰藏传佛教人很多，而且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大陆民众中信仰藏传佛教人也在日益增多。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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