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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法师:往事百语之永不退票 16 勇敢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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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云法师:往事百语之永不退票 16 勇敢的一面

  我生性随和谦让,从小甚得长辈疼爱。一天,一位史老师见我被同学欺侮,对我说:「孩子!你要振作!你要勇敢!这个世界是属于勇者所有!」

  我将这句话记在心头,数十年来,自我奋发,精勤努力。现在回顾往事,我自觉也有勇敢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神州处处风声鹤唳,连故乡扬州也不例外,炮火枪声,街头巷战,时有所见,尸横街头,怵目惊心。在枪林弹雨中,我不仅曾经见义勇为,救活一位中弹受伤的国军,告诉大人用门板送他回后方;逃难时,更有躺在死人堆里的经验。那时,我不过十岁,在家人眼中,我是个胆识过人的孩子。第二年,排行老三的我,随着母亲,离乡背井,去寻找经商失踪的父亲,虽然烽火漫天,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到了栖霞山,我为了一句不经意承诺的话而毅然出家,说来也算是十分勇敢。

  一九四七年,国共相抗激烈,我那时二十一岁,出任白塔小学校长。白天,国民党军队来校搜查共产党;晚上,共产党游击队又前来突袭国民党部队,如是每天都在夹缝中提着性命度日,但是却从不感到畏惧。

  当时佛教积弊甚深,连本身自保尚有问题,遑论发挥济世度众的功效。有鉴于此,我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僧青年聚集起来,在宜兴创办《怒涛杂志》,到徐州编印《霞光半月刊》,赴松江张贴壁报,发送传单,甚至街头讲演,宣扬革新佛教、迈出山门、走入社会、广利众生的理念,虽然备受旧势力的打压,但凭一股兴教护国的热忱,我们不畏权势,愈挫愈勇。

  一九四八年,我们来到了南京华藏寺,蒙住持荫云和尚厚爱,将全寺交给我们管理。我们一心志在复兴佛教,发现寺内陋习甚多,即刻着手改善,制定新生活规约,革新经忏制度,却不料与旧僧冲突日甚,加上我们的思想前进,已然触怒了当地的军阀政客和土豪劣绅。旧僧与官僚遂勾结起来,对我们百般迫害,煮云法师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松峰、松泉法师几乎丧命街头……。我任职监寺,每天出生入死,却了无惧意,只觉得强烈的使命感时刻充溢胸怀,鼓舞着我们为教奉献。自忖清末六君子的谭嗣同、革命烈士秋瑾、林觉民等,为了拯救黎民于倒悬,尚且不惜牺牲一己生命、家人幸福,吾等出家大丈夫欲振兴佛教,普泽苍生,若不肯勇敢牺牲,又岂能成事?

  一九四九年,国势颓危,我与同道智勇法师相约:要为佛教至少留下一人,以续佛慧命,绍隆佛种。于是决定:他留守大陆,我则孤身来台。由于长年深居内地,当时孤陋寡闻的我,对于台湾的印象,竟然还是古籍中所描述的蛮荒瘴疠之地。心中想到:玄奘大师不也历经流沙猛兽之险,只身西行,取经访道吗?古德有云:「为大事也,何惜身命!」我毫不犹豫地承诺下来,孑然一身地到达人地生疏的台湾北部,几经辗转,才独自一人至宜兰弘法,甚至在不了解全省人文地理的情况下,单枪匹马,环岛布教。多年后,不懂英语的我,还曾经数度只身赴世界各地弘法。回想当年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之所以能赤手空拳,不怖不畏地面对陌生的环境及遥不可知的未来,所凭者无非是坚定果决的勇气罢了。

  来台初时,举目无亲,我四处寻求挂单,却频遭拒绝,备受奚落,而三餐不继,饥寒交迫则是常有的事,我却从不为此气馁。早年,孙张清扬女士对我礼遇有加,并有意出资送我出国留学,我一贫如洗,却未曾动心,更未尝向她诉穷求援。虽然那时无钱无缘,斗室中连一张陈旧的桌椅也没有,为了接引知识分子,我竟能首开先河,发起大专青年学佛,记得当时优秀的青年吴怡、张尚德、王尚义等,都是参与第一次佛教座谈的青年。

  一九六七年,我四处筹款,买下佛光山的土地后,身上仅余微薄的一万元作为开山基金。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如今佛光山的各种建设,不也证明了勇气比金钱的力量还要大吗?

  三、四十年前的台湾社会民风保守,为了要提倡正信佛教,突破民间杀生拜拜的陋习,我组织佛教歌咏队,利用幻灯片作为弘法工具,开办儿童星期学校,设立学生会、弘法队,带领佛教青年到各地弘法……,凡此创新不断招致非议,甚至还有人说我是佛教的大魔王,扬言要杀我而后快。我并不因此而稍有惮色,继续开风气之先,灌制唱片,制作佛教广播节目和电视节目,在佛教节庆时穿插歌舞表演……,反对的声浪接踵而至,我仍一本初衷,坚持理想。

  现在,各个道场纷纷效尤这些弘法模式,说明了当初的勇于创新有其必要。为了要引起社会人士对佛教的重视,我还举办空前未有的佛诞花车游行、大藏经环岛宣传团、运用视听器材的环岛布教等活动,果然掀起了学佛热潮。回想当时我们既无文宣专才与组织经验,又要经常面对教内教外人士的杯葛,而能所向皆捷,造成轰动,实在是靠着不退转的信心与勇气所使然。

  弘法布教固然是困难重重,建寺安僧,乃至办学培养僧才,也不无种种阻碍。一九六五年,我在寿山寺兴致勃勃地向大众宣布要创办佛教学院时,却被某位有力量的信徒泼了一盆冷水,他说:「师父!您办佛学院,我们无法长期支持经费,将来您会没有饭吃。」诚然,我当时财力匮乏,但是培植僧才以振兴佛教已是刻不容缓的事,因此我不受警告威吓而退志,仍然决心办学,佛教学院于焉成立。三十年来办学不辍,毕业的学生人数愈千,遍布海内外,不断为佛教献身卖力,而当年入学的学生慈嘉、慈怡、依严、心定、依恒、心如等,随我开山辟地,建立不少汗马功劳,目前都是佛光山最优秀的职事。常自庆幸:当年若稍有迟疑,不知要凭白损失多少法将良才。

  决定筹建佛光山时,也听到不少反对的声音,信徒们认为,既然已经有了宜兰雷音寺、高雄寿山寺可以听经礼佛,又何必要千辛万苦另拓道场?于是我特地包了一辆大巴士将大家带往现场,以便实地说明心中的理想,没想到他们见到刺竹满山,野草没胫,更加害怕起来。大家不但不肯下车,还说:「这种鬼地方,有谁会来?要来,师父您自己一个人来吧!」我独自下车,信步绕山一匝,思惟良久后,笃定地对自己说:「我,非来此开山不可!」

  开山时,筚路蓝缕的困苦艰辛,日夜不休的擘画经营,层出不穷的洪水天灾,声势浩大的悍民围山都非笔墨可以形容,然而就在无比坚定的勇气之下,一石一土的堆积,一血一汗的挥洒,荒山成为今日的佛光山胜地。当年不肯下车的信徒,后来都成了朝山的常客。当初美国西来寺的建设,也曾遭受附近居民的反对,经过百余次的公听会、协调会,十年的惨淡经营,才得以完成,如今不但是西半球第一大寺,更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其余海内外各别分院,也都是在经济拮据、人力缺乏的情况下创立而成,其中所经历的困境,不知凡几。自忖若非秉持勇猛的信心和毅力,无法完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心愿。当然,于佛光山我虽退位,但于和尚我并未退休,所以对于国际佛光会,我还要更精进努力不可!

  我一生随缘随喜,但是碰上有违原则的事,我绝不茍且妥协。接管雷音寺时,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请人将大殿内多尊神像搬走,并且亲自砍掉两旁神像出巡用的「回避」牌子,以正佛堂威仪庄严。为了密勒学人奖学金的滥发,应邀作评审委员的我,不惜向主办人南亭法师拍桌抗议。为使高雄市区信众便于学佛,我帮忙建筑高雄佛教堂,看见墙上的卍标帜与正统佛教不符,我力排众议,拆掉重建,后来证明:我的择善固执是正确无误;我又坚持将佛龛前两尊巨大无比的石狮打掉,藉此非难的信徒持棍护狮,见我不惊不惧,闭目端坐,僵持良久后,终于默然离去。高雄佛教堂落成后,我自愿退居监寺,礼请月基老和尚担任住持,为此也费尽唇舌,几次三番折服信徒,外道的干扰也是不计其数。早年,我在寺内讲经,耶稣教、鸭蛋教就在寺外喧嚣吵闹,我默摈不理,久而久之,也就销声匿迹了。

  少年在丛林参学,读到古德先贤们为法忘躯的精神,往往令我驰慕不已,尤其是唐朝智实法师为了僧道坐位前后,宁受杖责,和皇帝抗争不屈的事迹,更是令我钦佩叹服,故而立志效法。

  还记得刚开始弘法时,正是台湾实行戒严令最为严峻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花莲宣传布教,警方前来取缔阻止,我到警察局抗议:「我们到处传教,都未曾有人禁止,难道花莲是化外之区吗?」威壮的声势倒也令他们愕然无声了。另一次,我在龙潭说法,眼见警察在台下取缔,我也毫不畏怯,依然在台上卖力演说,居然大家各做各事,直至讲经完毕,都相安无事。

  我在宜兰驻锡弘法时,警备司令部连续接到黑函投诉,说我白天收听大陆广播,晚上穿著便衣外出,张贴亲共标语,散发反动传单。后来到了高雄,又有人密告我在佛光山窝藏长枪两百支,尽管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都足以让我随时招致杀身之祸,我仍不退缩,依旧四处弘法,护教卫僧。

  三十年前,寿山寺初建好时,高雄要塞司令部以寺楼超高为由,下令拆除,那时军令如山,一般民间是不敢申诉反驳的。眼见高雄信众好不容易有了一座安顿心灵的殿堂,怎能就此坐视夷为平地?我独上要塞司令部理论,一席义正辞严的话,令主办人连声道歉,收回成命。

  我也常仗义直言,或驳斥政府对于佛教不公平的措施,或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例如:建议政府将「寺庙监督条例」改为对各宗教一视同仁的「宗教法」;反对宗教不平等的待遇,与各界人士共论政府宗教方针的弊端等。一九六三年,越南总统吴廷琰迫害该国佛教,举世哗然,虽然我国政府基于反*理由,宣布不准民间有反吴的言论,我还是发出正义之声,撰文抨击。其实唇枪舌战非我所愿,况且言行招忌,只会带给自己更大的阻力,然而佛教所以能流传千古,不就因为一些只问是非,不问利害的佛门龙象严持正义,奋斗争取而来的吗?我岂能愧对历史!

  我不但发心为教奔走奉献,我也积极为众谋取福利,例如:四十年前在日月潭服务的陈秀平因有通敌之嫌而受政府监视,我却大胆为他保证,后来并推荐他担任智光商职的副校长;二二八事变后,某信徒被牵连入罪,禁止外出,我自身难保,但也主持正义,为其申冤,还其自由之身;以叛国而被软禁的孙立人将军,我也因为推崇其功在国家,不顾某方警告,坚邀他到佛光山参观小住;陈鼓应、杨国枢、韦政通等言论开放的学者,也曾在二十多年前,应邀到佛光山的丛林大学授课,为此,台湾大学某叶姓女教授放言:「佛光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尽管如此,基于尊重人权、融和党派、礼遇学人的理念,我愿义无反顾,冒着判罪监禁的危险,言所当言,为所当为。

  在先总统蒋公逝世时,我讲演评论其遗嘱中的宗教色彩;在中国国民党十三全会中,我建议蒋经国先生:应开放政治管道;在李登辉先生初任总统时,对于他的公然为耶教证道,我表示不以为然……。为了国家更好,我甘冒大不讳,直陈谏言,自觉勇气充沛。

  近几年来,我率先赴中国大陆探亲弘法;我接待许家屯先生、千家驹先生,乃至协助民运人士等,一再成为媒体报导,大众瞩目的焦点,拊掌称快者固然有之,批评瞋怪者也为数不少,「政治和尚」的称号不径而走,我仍不怨不悔,我以为:慈悲包容是促进人类和平的良方,我愿为海峡两岸的互尊互重,甚至和平统一而努力不懈。

  《佛遗教经》中有云:「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毒之骂如饮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在四十年以前,我写佛传时,对于佛陀这一番言教,已有所领略。那时,我在慈爱幼稚园召开董事会,刚要开始,一位素来霸气的信徒,建议一位毫不相干的人上台主持董事会议。在我走下台时,有位陈老师突然大发雷霆,将桌子一拍,骂道:「你们这些地狱种子!师父创办的佛教幼稚园,你们竟然找别人做董事长。」那位信徒知错,请上台的那位欲当董事长的张先生下台,要我重作主席,我实在不愿上台,但想到:眼前实在无人对佛教事业具有远见与魄力,只得忍住刚才下台的耻辱,本着「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决心,再度走回台上,继续主持会议。然而,有谁知道,为着顾全大局,再次步上讲台的那一刻,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我这才深深体悟:忍耐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年近古稀,回首前尘,数十年来,忧国忧教,弘法利生,虽饱受讥毁,总是坚此百忍;虽频遭阻难,犹能勇往直前。唯自愧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教训比之,犹相去甚远;与诸佛菩萨的拔苦予乐、百劫精进相较,更是望尘莫及,但盼日后有更多的艰辛困境来让我砥砺身心,代众受苦,则于愿足矣!

  (佛光廿七年-一九九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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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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