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法师：往事百语之永不退票 14 我失败的记录

　　有许多人说：我做的事情经常容易成功，甚至一些棘手复杂的难事，只要一经我处理，都能圆满解决。但实际上，我有许多失败的纪录，其中的辛酸苦楚，难为外人所知。不过，中山先生所说：「失败为成功之母。」诚信然也。

　　记得二十一岁那年，刚从焦山佛学院结业出来，壮志满怀，一心想兴设学校，开办农场，冀望能从教育与经济两方面着手，作为复兴佛教、服务社会的根本。后来在白塔国小任职校长，因地方不宁，烧杀掠夺之事层出不穷，校务既无法推展，办农场的计划当然也就搁置下来。两年后，我辞去教职，与几位年轻的同道，连袂来到政商发达、人文荟萃的六朝名都──南京。

　　我的第一个梦想虽然在现实的大环境下难以持续，但是并未全然幻灭。后经荫云法师的推荐，我们接管了侯家桥的华藏寺，接着兴办华藏小学、益华文具店，并且拟定寺院僧伽制度、新生活规约，自以为凭着满腔兴教救世的热忱，必定可以力挽狂澜于既倒。没想到一九四八年秋冬徐蚌会战后，国军失利，我们所有的计画也随着国势的急转直下，再度在弥天漫地的烟硝弹屑中失败。

　　这时，我接办智勇法师之事，率领「佛教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行脚全省一周，既无人来接应，又无人肯收留，队中成员纷纷离队，另作打算，最后七、八十人的救护队，只剩下六、七人左右，大家共相商议，自然解散。当年的队员中，印海、净海、浩霖、宏慈、以德、宽裕等多位法师，都是被我在半夜酣梦中叫醒，临时加入救护行列的，如今大家住持一方，见面谈起往事，甘苦并陈，虽然未曾救过一兵一卒、一国一人，然而多年来致力于弘法利生，似乎益众更广。一段失败的插曲，造就了其他因缘，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亦妙哉！

　　离别，可能有再聚的时候；受伤，也会有愈合的一天；唯独感情，一经破坏，很难弥补裂痕。回想过去，曾因自己年轻，处事经验不足，而与许多好友分道扬镳；有时又由于照顾不周，而使一些同道觉得不易合流。对于这些人事上的失败，我一直深以为憾，在反省之余，我时时警惕自己，待人接物要讲求圆融诚恳，牺牲奉献。所以多年来，我不但致力于人事的沟通协调，并且尽己所能，居间促成大家的欢喜与融和。

　　尽管如此，有时候还是不能尽如人意。例如：达赖喇嘛、许家屯及民运人士与西来寺或佛光山有所接触，我们站在宗教慈悲与包容的立场予以接待，自觉问心无愧，然而却开罪中国大陆政府，对我误会至今。长久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两岸的统一与和谐，然而就此看来，我似乎仍然是失败的。

　　对于国家社会，我固然恪尽国民应有的关怀；身为佛子，对于教运兴隆，更觉得是自己责无旁贷的责任。尤其在三十多年前刚来台湾时，发现佛教地位十分低落，我真是忧心忡忡，故而无时无刻不在思惟振兴佛教之道。

　　一九五二年，中国佛教会在台复会，并召开第一届会员大会，我那年才二十六岁，出乎意料之外，竟当选为常务理事，因自认年纪太轻，资历浅薄，又食宿无着，故立即辞职。是年，因大众不服新选理事长白圣法师，投书政府，内政部宣布选举无效，解散中国佛教会，另成立中国佛教会重整委员会，我也被指派为整理委员之一。重整时期半年，就在限期的前一天，有心人士利用突增的四百位人头会员操纵全局，白圣法师再度当选理事长。其实，选而无选，赢而非赢，中国佛教会至此已失去公正、公平、公开的意义，而稽之后来的种种荒诞行径，更是令人痛心疾首！此后四十余年，顾念佛教尊严，不愿纷争，虽参与中国佛教会，但完全是失败的纪录。

　　及至一九七○年，我联络开证、灵根、宏印诸位法师及李中和、王金平等人，另外发起筹组「中国佛教青年会」，并向内政部提出申请，中国佛教会风闻后，从中作梗，多方阻挠。当时任职中央党部社工会主任的萧天赞先生特地前来佛光山，要求我放弃中国佛教青年会的申请，并以担保我当选下一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作为交换条件，我立刻断然拒绝，因为此非个人荣辱，实乃佛教青年弘法无力，报国无门。当然，中国佛教青年会没有因为我的不屈不移而诞生，对于此一失败历史，心中实感遗憾。

　　后来，鉴于当时对「青年」二字十分敏感，名政论家丁中江先生建议我成立「中华佛学会」，不料又遭中国佛教会打压，政府因为怕教内不和，所以也没有核准通过。

　　一九八五年，在蒙藏委员会的董树藩先生建议之下，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并推举我为理事长，但终因与我复兴佛教的原意相距太远，故又将此职位转请田璧双喇嘛负责。这一次就组织教会而言，我似乎已经成功了，但如果将主题集中在佛教社会运动上而言，我仍然是一个失败者。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灰心。一九九一年，中华佛光协会终于通过内政部及社工会的核准，正式成立。次年，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又在美国宣布成立，短短三年来，协会、分会遍及全球各地，每次看到会务蓬勃发展，不禁忆及往事，深深感到：一时的失败无关弘旨，只要我们肯汲取经验，再度出发，必定能有开创新局的一天。

　　我不但致力于教会的健全，以期团结教界的力量；也在兴设道场上付出许多心血，希望佛子的法身慧命都能有所依怙。三十多年来，建寺百余间，信众百余万，均能以和为贵，对于佛教的兴隆，可说有很大的影响，唯独在高雄建「高雄佛教堂」是一大失败纪录。记得一九五四年，我参与建堂工作，历经十年，落成时，正值月基法师由港来台，无处安身，我便请他担任住持，自任监院，后来由于他无法摆平信徒之间的纷争，以致直到现在，佛教堂仍然乏人领导，无法发挥兴教利世的功能，我一直都感到惭愧不已，又岂止于失败？

　　以文字般若弘传佛法向来是我心中坚持的理想。一九五七年，广慈、煮云法师创办了《今日佛教月刊》，第二期出刊后难以维持，邀我加入。我当时正在办《觉世旬刊》，同时也在各地弘法，本来已无余力兼任《今日佛教》主编，但我生性喜欢与人为善，所以建议邀约演培、悟一等法师共同成立社务委员会，齐心合力，并承蒙大家推我担任主编等工作。我虽只身兼负数职，每月台北、宜兰、高雄三地奔波，可谓忙碌不堪，然而为教的法喜与如潮的佳评为我带来不断的鼓舞，我自许要做得更好，以不负大众的期望。三年后，原发行人要将发行权收回，《今日佛教》从此停刊，目睹辛苦经营的佛教刊物就这样销声匿迹，当时心中确有几分怅然。

　　文化事业需要投注许多心血，却无立竿见影之效，诚然是一项艰辛备至的工作，但其却具有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影响力，所以我并没有因为诸多挫折而失望放弃。多年来，我在兴寺安僧、从事教育事业以外，还孜孜矻矻地辛勤笔耕，苦心培养文化人才，并发行《普门杂志》，创立「佛光出版社」，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更密切注意传播媒体的发展，希望借着科技文明，让社会大众普受法雨的滋润。

　　一九八○年，我首开先例，有意制作「佛光普照」节目在电视台播出，然而当局却以「名称具有浓厚的佛教意味」为由，不予批准，后来改名「无尽灯」，又再度被拒，直到第三次更名为「甘露」，才勉强准予播出。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拒，但十五年后的今天，天下出版公司高希均教授有感于我在世界各地建设「佛光」道场，成立「佛光」会，开办各种「佛光」事业，特请主编符芝瑛小姐为我作传，取名《传灯》，此即无尽灯之意。可见只要佛弟子有心突破障碍，佛法的光明无远弗届，终将普照世间，并且灯灯相传，永无止尽。

　　十几二十年前，台湾对于佛教的排斥不仅表现在声光媒体上，连作育英才的佛教教育事业也备受压抑。一九七三年，我将一九六四年创办的东方佛教学院，更名为「丛林大学」，但教育部几次取缔，不准成立，我问：「天主教、耶稣教都有神学院、圣经书院，甚至大学的设立，为何唯独佛教不能？」尽管我据理力争，也不蒙政府接受，不得已，只好暂停。

　　后来内政部知道佛教人才需要培养，多次与教育部会商，并劝我以忍为进，接受建议，改名为「中国佛教研究院」或「丛林学院」，至今二十余年，虽历经千辛万苦，始终未曾中辍办学；虽不用「大学」之名，但实际上施以佛教丛林教育，为教界不断培养僧才。

　　为使佛法能落实人间，我又想到以佛教的精神来创办一般学校。一九六四年，我邀南亭和悟一法师共同创建智光工商学校，后来南亭法师往生，悟一法师退出，留我一人为创校董事。但现在的主事者却无视财团法人规章，总想将我排除出去。我派弟子满纶、张培耕等人前往开会，每回都遭拒绝代理，多达五次以上。其实我派人参加，只是聊尽拥护之意。许多人说他们欺人太甚，我告诉大家：只要自己俯仰无愧，成功不必在我。

　　一九六七年，景文中学前身的指南中学，曾有意以八十万新台币卖价让度给佛光山，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但我们为把握先机，仍四处筹募，付清头款后，派慈庄为驻校董事，前往接收。他以桌为床，在学校工地内住达半年之久。最后因前董事会纷争不已，是非太多，只有知难而退。

　　十年后，普门中学顺利在佛光山内落成，开始招生。清晨、傍晚，我站在东山之上，就着朝阳暮色，远远目送校车载运学生进进出出，在安慰中也有几许喟叹，难道真是应了古人所说的「好事多磨」吗？

　　能洞察佛教教义之精微，以为办校宗旨的教界人士已不多见，遑论沉浮于红尘中的社会人士，更是凤毛麟角，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当属此少数中的佼佼者。十多年前，他在文化大学内创办印度文化研究所，邀请我当大学的董事并兼任所长。有感于他的高瞻远瞩，我立即应允。承他厚爱，在开学时，特意为我作介绍，向学生们说道：「华岗整个就是一个大丛林，我们在此欢迎方丈大和尚回来。」又曾说我「全身是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百年难得一见之人」。我蒙获赏识，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任重道远，自忖只有努力办学，以为报答。不料张创办人去世后，其公子张镜湖先生继任校长，就将该所取消，当年为筹设「玄奘馆」而四处奔走所募来的七百余万元，至今仍在该校实习银行。第一个为教育部所承认与佛教相关的研究所至此又告中止，可以说我为教育的又一次失败纪录。

　　经过一番努力，一九九一年，我终于在美国洛杉矶创办西来大学，其中设有佛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当初玄奘大师将大法带回东土，我们不让先贤，在十三个世纪以后，促使大法西传。目前，西来大学于一九九四年蒙美国政府给予I-20的认可证书，正拟扩大招生之中。

　　如今，佛光大学也在宜兰礁溪动土兴建，遥想当年连小学都没能办好，经过多少年的奋斗不懈，培植因缘，而今一切具足，水到渠成，不但中学，连大学、研究所都相继成立，如果大家以为这就是「成功」的话，我也只能借用中山先生的话：「失败为成功之母。」一切均非信手拈来。

　　许多人羡慕佛光山的建筑金碧辉煌，但是外人很少知道，佛光山一直是从失败的瓦砾堆中建立道场。每逢大雨如注时，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防范，以免因山洪暴发而冲毁施工中的建筑。回想开山近三十年来，在狂风暴雨的肆虐下，放生池与大佛城就各倒了两次，普门中学大楼也垮了一次，东山之岭则坍方多次。然而天灾地变没有崩溃我们的信心，反而使大家凝聚得更紧，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失败不正是考验我们的试金石吗？

　　在开辟佛光山时，我一向本着喜舍结缘的精神，对于村里建设不落人后，而无奢求报恩之心，不料却徒增一些村民的贪欲无明。十年来，我们一直想买下后山坡地，广加利用，无奈地主利字当头，借机哄抬地价，使得一桩好事始终无法成就。虽然如此，对于人性，我还是永不灰心；对于佛道，我更是永不退心！

　　为寓教于乐，我总在设施上用心，但也免不了有失算的时候。例如：我曾邀请名家以佛教历史故事为题材，在佛光山设计了一座「历史公园」，内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略具规模，然而由于专家人员的问题，延宕至今，尚未完成。所幸以《观无量寿经》为主题的净土洞窟已建好，多年来发挥佛法教育的功能，实现了我的初愿。

　　曾经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设净土洞窟，而不建阎罗十殿，以便对丑陋的人心有所警示呢？」回想我自己一生中，曾被不少人诬陷欺骗，甚至几致死地，可说历经人世的悲苦黑暗，但是我非但没有被打倒，反而以失败为力量，重新站起；以失败为借镜，帮助他人。极乐世界的净土风光、九品上生，正能从这些积极面去唤醒人性的光辉，我们又何必将地狱的恐怖呈现出来呢？

　　在此奉告大家：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们容或有许多失败的纪录，但是最后能击败我们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有信心，有力量，每一个人都能从失败中成功。

　　(佛光廿九年－一九九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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