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持法师：佛教伦理 导言

　　跨入新世纪的大门，回眸佛教悠悠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固然于所在的国家、民族及地区中已作出了各种积极贡献，但离它核心的伦理价值作用的充分发挥尚有很远的差距。因古代神教信仰弥漫，人们在面对佛教时难免附着原有的思想观念，甚至作为佛教主导力量的僧众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佛教即被蒙上了厚重的神教外衣，致使现在绝大多数人将佛教完全等同于神教。如果对佛教有切实的了解便不难得知，佛教是道德信仰而绝非神教信仰。

　　通观一切佛教，其主要思想莫不在伦理。正如释迦牟尼佛所概括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此四句话不但表明了佛教信仰的伦理实质，而且也是对伦理普遍意义的最好诠释。佛教对善恶的定义是：“如何成善恶？能与损益为根本故。”这种以对他人和社会的“损益”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准,具有永恒的普遍伦理意义。“佛”的词义有三种“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又可名为“自利、利他、利行圆满”，此即是佛教信仰的全部内涵。立足于前两觉来实践信仰，最终取得了个人的彻底完善和极大的社会完善，即是“觉行圆满”的信仰实现。若从利益的角度上讲，即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高度统一的境界。实现此信仰必须具备“功德”和“智慧”’两大条件，其中包含了世人所谓的道德和智慧。如经中说：“若智慧灭时，一切善法而亦随灭”；“人皆以智慧成其道德”。由此可知，离开智慧难以形成道德,离开道德必然失去智慧的价值。又如经中说：“佛为善人，善中之善。所以者何？自得大利亦利他人，自利、利人故名善人。”这就是佛的真实含义和佛教信仰的根本所在。因此,可以充分说明，佛绝不是万物的主宰或超自然的力量，而是十分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佛教伦理的核心在此，本书的主旨也在此。

　　佛教对宇宙真理因果法则的首先彻底发现和揭示，是建立信仰的基石和反神教的利器。如经典中说：“世间内外法，互力以相生”；“深信因果”。正是以因果作为认识世界一切的依据，佛教才发现了万事万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才能正确认识社会和提出一系列具普遍社会意义的伦理思想准则，如“利世即自利”；“利益他者即是自利”；“爱一切众生即是爱己”。这些高度辩证的伦理思想，是人类社会任何时期谋求道德进步不可缺少的重要依托。

　　佛教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他信仰的普遍性也就决定了它道德影响的广泛性，诸如“慈悲为怀”、“乐善好施”、“行善积德”、“广结善缘”等已内化成人们的道德观念。既使如此，佛教应有的道德价值作用尚远未得以充分发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信仰和非信仰者对它缺乏全面了解；二、普遍误将它等同于神教；三、它超时代的伦理思想受社会历史的局限。例如“互相尊重”、“众生平等”’之类佛教首倡的道德准则，于重等级的漫漫封建专制时期势必难以被真正理解或接受，而在今天已然成为人们的共识。

　　民国时期为了佛教能够适应社会和世界发展的需要，太虚、法尊、印顺诸大德倡导建立“人间佛教”，其中，法尊法师曾直接提出：“适应今后世界人类需求的佛教”。1980年末，在赵朴初、正果等佛教领袖的努力下，中国佛教协会正式将“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理念。“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治要求和“人间佛教”的佛教发展目标，于精神实质上都是为了佛教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潮流，欲最终圆满解决这一问题，唯有认清佛教是道德信仰，突显佛教作为社会道德基础的价值与作用，立足于佛教道德发展佛教所不可。如此，佛教才会有切实的社会职责定位，从而才可以发挥出应理应分的积极力量。

　　现在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已给佛教提供了还道德信仰本来面貌的条件。原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于1993年11月提出：“利用宗教教义、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原全国政协李瑞环主席，在有关重要活动场合中，反复敦促宗教界发挥自身对社会积极的道德作用，尤其是1998年1月12日与全国宗教团体领导人座谈时，作出明确要求说：“我国各大宗教教义中的许多内容，比如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些要求，与现时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我们所提倡的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宗教界对这些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群的内容，要加以挖掘，加以整理，加以强调。”胡锦涛总书记于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全国政协贾庆林主席，在2005年2月与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座谈时提出“努力挖掘和弘扬宗教教义、宗教道德和宗教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和健康文明的内容，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阐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创造新业绩”。全国人大周铁农副委员长为《佛教伦理》题词“阐释佛教伦理，树立高尚品德”，该题词对佛教伦理的价值作了准确的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99年11月与有关国际组织共同举办的一次佛教专题研讨活动上，最终的结论认为宗教的核心价值在道德，更寄希望于佛教正视全球性道德危机，为社会进步尽力。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也在对佛教的伦理进行探究，并不断有书和文章问世。中国佛教协会一诚会长在给本书所作的序中提出“‘人间佛教’的建立，尽管须面对的问题很多，但只有立足于佛教伦理思想，在促进社会道德进步上下功夫，才是安守本分的唯一重要出路”。此说可谓真知灼见，无疑是对佛教思想特色和历史经验的透彻总结。学诚和惟贤、传印等大德高僧对佛教伦理的整理工作高度重视，都给予了相应的鼓励和支持。这些来自政治、学界和教界的殷殷企盼之情，不但充分反映了时代的呼声，而且也是对佛教社会道德价值的承认和社会定位。在如此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佛教唯有摆正道德信仰的位置，才能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职责；才能有利于社会和人群；才能无愧于时代。如此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为本人整理佛教伦理思想提供了最为宝贵的帮助。

　　整理《佛教伦理》的目的有七条：

　　一、为辟佛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道路；

　　二、为重新确定佛教的社会位置；

　　三、为使社会对佛教的再认识；

　　四、为使佛教普世价值之发挥；

　　五、为人间佛教的实现；

　　六、为还佛教道德信仰的本来面目；

　　七、为除佛教历史上形成的积弊。

　　佛教伦理思想有七大特色：

　　一、无与伦比的庞大体系；

　　二、对道德问题有超常的洞察力；

　　三、衡量善恶的标准切实而明确；

　　四、具有普遍的社会现实道德意义；

　　五、有不可取代的社会道德价值地位；

　　六、对未来社会道德进步富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七、为佛教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调适的基础。

　　本书的伦理思想资料采撷原则有七条：

　　一、能准确体现佛教的伦理精神；

　　二、对现实道德问题针对性强；

　　三、思想价值高；

　　四、易于理解；

　　五、集全部精华之所有；

　　六、与现在人类社会道德要求和未来发展趣势相契合；

　　七、主要源于由印度译来的原典。

　　本书的整理过程有十二个步骤：

　　一、首先阅览“三藏”典籍并能有较好的理解；

　　二、对“三藏”典籍中有关伦理方面的内涵加以摘录；

　　三、依据内容差异进行粗分类；

　　四、依据内容差异进行细分类；

　　五、对摘录的资料以伦理学和实际价值两个方面标准做判断，最终筛选确定留存；

　　六、断句标点；

　　七、确定篇类；

　　八、确定章类；

　　九、确定节类；

　　十、为每节加标题；

　　十一、按照内容和逻辑关系统筹篇、章、节的衔接；

　　十二、为每节加附注略解。

　　本书的组织状况是，将采撷出的伦理思想资料依不同类别归纳为篇，篇下一般设章，章下一般设节。如篇中内容单一，则直接设节；遇有较短的内容，则将数种合为一篇。如章中类别较多，则以“之一、之二”等作标题顺序区分。全书共有2016节。标题除极少数为原有的外，都是以资料的内涵编加。为了使人便于了解佛教伦理思想的原貌和保持它的独立性，特将原始资料和略解分为两部分，于略解中一部分或全部复录每节的内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一方面为使读者通过略解就能具体把握每节的要义，另方面也是现在较理想的解释方式。

　　《佛教伦理》尚属首次全面整理，因佛教经典浩瀚，有关思想异常丰富及复杂，还不能说已很完美。佛教伦理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书只是建立起了研究的必要基础，更深的整理研究和理论阐释工作，有待于众多的教内外有识之士来共同努力。

　　自1988年开始整理《佛教伦理》，倏忽已整整20年过去了。在国家大倡继承民族文化的今天，作为重要文化内核的佛教伦理思想，所应承担的责任义务是重大的！我谨将《佛教伦理》一书，献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人类的道德进步。

　　圆   持

　　2009年2月10日于法源寺金刚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