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伯列克：史念原始佛法 21 朱士行

　　公元260年间，魏朝僧人朱士行因讲小品般若道行经不通，发愿西行求法。他前往于阗求取「大品般若经」原典。

　　公元282年，朱士行再度到于阗，写得正品梵书─放光般若经等胡本90章，60万馀言，遣弟子不如檀等送回洛阳。出发之前，于阗的传统僧团学众报告国王说：「汉地沙门欲以婆罗门书惑乱正典，王为地主，若不禁之，将断大法，聋盲汉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让其携回。士行愤慨，乃求烧经为证。王欲试验，乃积薪殿庭，以火燔之。士行临阶而誓曰：「若大法应流汉地者，经当不烧，若其无应，命也如何？」言已投经，火即为灭，不损一字，皮牒如故，大众骇服，称其神感，遂得以送至陈留。

　　当时的火势如何？抛掷皮牒的力量有多大？材质比热是多少？为何不燃？均已无法可考。即使说是朱士行的精诚所至，感动神祇好了，但这种藉助灵异感应来鑑别经法的行为还是不可取的，很容易把教法导入神秘感应的方向去。世尊所说的正法并非所有的天人都能瞭解和接受，更不是神通力所能测度的。世尊转法轮的特色主要是在于理性的「教诫轮」，而不是玄妙的「神通轮」或「记心轮」。惟有具备正见或善解「四圣谛」的学人，才能有效地鑑别溷淆的法义。就像原始经典上所经常提到的「得法眼淨」或「于法不坏淨」的人们，才能免除疑惑。这不是世俗「广学多闻」、「长年探究」或「山中苦修」就一定能达到的，须要有机会听闻正法，经过内正思惟，行法次法向，才会逐渐瞭解的。

　　当时的印度，经过罗日侯;罗跋陀罗、龙树、圣提婆师徒三人的大量论述、宏传，初期大乘的发展已经很广泛。但从于阗的「烧经传奇」中，亦可看到传统学人的坚持，竟以「婆罗门书」来看待大乘经典。充分流露出「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的嫌责，也反映出「恶婆罗门书之惑乱正典」的诤言。然而却要依靠王室的权威来仲裁，也可看出传统学人与大乘行人之间的严重对立情况了。至于当时的中国，约自公元255年以后，正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人，喜好老庄思想之时。「清谈玄理」成为贵族清高的风尚，全国为之风靡。老庄的「虚无」、「自然」、「无为」…已为大乘「般若思想」的「空义」预留了无限发展的空间。以后般若经典陆续传入，成为大乘法在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而其注释解说也习用老庄思想，是为「格义」。直到公元380年左右，道安和罗什才改变了「格义」的风气，那时般若之风已经大盛。

　　朱士行为了讲经不通而西行求法，他追求经法的精神令人尊敬。后来竺法护也因「方等深经蕴在西域」而西行求法；后世的法显「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玄奘则「遍谒众师…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面对浩瀚无边而宗旨纷歧的大乘经典，认真的修行人是不可能没有疑惑的。真诚的出家人，为此不惜身命，西渡流沙，远涉重洋；若非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岂能如此？但是他们求法的目标，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大都以「渊博深奥」的大乘经典为主；对于「精纯简要」的原始圣典较少赋予应有的重视。然而印度的大乘法已在公元第八世纪左右灭绝（进入秘密大乘，回归印度文化），后世行人面对一望无垠的大乘汪洋，若不望而却步亦已淼难追寻其根源。如果穷毕生之力仍然没有见到彼岸的把握，内心的空虚徬徨当不难想像；于是「圆顿速成」、「即身成佛」的后期大乘法门自然会陆续开展出来，广受欢迎。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世间人心要求的归宿。

　　虽然公元1990年代裡，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历史的踪迹已经明白可见，然而行人脑海中的荒漠乾旱远甚于西域流沙，行人心海中的波涛汹涌远甚于印度洋与南海。何时能得风平浪静？何时能嚐甘露法味？却非单凭史料的佐证所能预期。

　　【引用及参考资料】

　　1.杂阿含经。

　　2.佛典汉译之研究（王文颜，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

　　3.高僧传。

　　4.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5.出三藏记集。

　　6.佛教史年表（慈怡，佛光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