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相美文：韩愈的佛缘

　　韩愈(公元768年～公元824年)，字退之，唐朝时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州)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朝文学家，“古文运动”倡导者，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进士，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韩愈三岁丧父，由其兄韩会及嫂抚养。韩会善写文章，对韩愈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早年流离困顿，有经邦济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第四次应考——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才考中进士。此后，他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时，他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唐宪宗时北归，官封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唐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今属广东)刺史。韩愈在潮州八个月期间，宦官杀死宪宗，拥立穆宗后，召其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据史料记载，韩愈与佛教有着极深的渊源，他虽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丧命，但却在潮州任职期间，结识当地知名的僧人大颠禅师，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可以这样说，信奉儒教思想的韩愈，虽曾排斥佛教，但在其晚年却逐渐淡化这一意识，并吸收了佛教的“心性论”，丰富了他的儒学学说。

　　《韩愈传》记载，唐宪宗非常崇信佛法，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命朝廷举行盛大的仪式，将陕西凤翔法门寺一节佛骨(据说是佛的手指骨)迎入宫中供奉，这对社会上的佛教信仰者是极大的鼓舞。但是，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却上疏宪宗，援引梁武帝“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等事例，说明“佛不足信”，又批评“佛本夷狄”，“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即便是“佛今日在世，到京师来朝，也不过是礼节性地召见，然后护卫其出境，不令其迷惑民众。更何况佛身死已久，枯朽之骨，怎么适合进入宫禁。”“今天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臣实耻之”。韩愈以皇帝炫耀盛世之举为耻，在疏中最后要求毁弃佛骨，“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他还表示，如果佛真的有灵，“能降祸祟于反对者，那么凡有灾殃都应加臣一身，上天为证,臣不怨悔。”韩愈还主张用强力禁绝佛教，“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即令僧众还俗，烧毁佛经，改寺院为民居。很明显，韩愈的言行触怒了对佛教虔诚信仰的唐宪宗，随后便被贬到潮州当刺史。

　　韩愈到潮州后结识并交往当地的大颠禅师。《韩愈传》中记载，韩愈初到潮州时，不习惯潮州方言，有“远地无可与语者”的寂寞，恰好大颠禅师的祖籍在颍川(今河南许昌)，算是同乡。韩愈的《与孟尚书书》中记述了他与大颠禅师的交往：“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部，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外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韩愈曾慕名连发三封书信请大颠禅师到州治叙谈，到潮阳祭海时还专程登门拜访，离开潮州时特地到灵山寺赠衣。

　　据《潮州府志》记载：大颠宝通禅师，广东潮阳人，法号宝通，自号大颠和尚。大历年间，大颠禅师与药山惟俨禅师一同在西山师事惠照禅师，受戒后，往南岳参谒石头希迁禅师，大悟宗旨，得曹溪之法。唐贞元初年，入罗浮，云游潮州西幽岭。见灵山林木茂密，山青水秀，大有地杰山灵之气，于是大颠在此修建寺庙。他经多年的努力，在周围乡亲的帮助下，终于建成一座古色古香的寺庙，并取名曰“灵山寺”。当时被贬谪的韩愈处于文化孤独和饥渴之中，听说大颠禅师道行高超，佛法无边，深受大众所推崇，便很想与其结识并交往。

　　韩愈曾抱着发难的态度去拜访大颠禅师，正值禅师入定禅坐，不好上前问话，因此，苦等了很久。禅师旁边的侍者看出韩愈的不耐烦，便上前用引磬在禅师的耳边敲了三下，轻声对禅师道：“先以定动，后以智拔。”侍者的意思是说，禅师的禅定已打动了韩愈傲慢的心，现在该用智慧来拔除他的执着了。韩愈一时有所醒悟，立刻行礼告退，并说：“幸于侍者口边得个消息！”

　　时隔不久，韩愈仍觉心中疑团不解，再度拜访大颠禅师时问道：“请问和尚春秋多少？”禅师手拈着念珠回答说：“会么？”韩愈不解其意说：“不会！”禅师说：“昼夜一百八。”韩愈仍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第二天又去请教。当他走到门口时，看到一位小沙弥，就向前问道：“和尚春秋有多少？”小沙弥闭口不答，随后却扣齿三下，韩愈如坠雾里，又进入谒见大颠禅师，请其开示。当禅师也同样扣齿三下时，韩愈方才若有所悟地说：“原来佛法无两般，都是一样的。”

　　按照我们现在人的认识就是：韩愈问“春秋多少”是立足于一般的常识和固有的经验，想对时间做一番准确计算。但事实上，时间流转不息、无始无终，又如何能用“多少”来计量呢？在无限的时间、空间中，生命处于轮回之中，扣齿三下，表示在无尽的生命中，我们不应逞口舌之能，应该用实际的行动去体悟佛法，认识本有的生命，见到自己的真如本性。

　　据说自此之后，韩愈开始用心去研究、思考佛学、佛法，和大颠禅师的关系也愈加密切。至于韩愈是佛向佛、是否礼拜大颠禅师为师，皆无从考起，我们也不必太过于追究这些。著名学者陈寅恪在《论韩愈》中说：“正是通过对禅宗学说的吸收融合，韩愈能成为中国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关键人物，开启宋代以后新儒学的先河。”

　　韩愈与大颠禅师那段交往，也常常被后人们所称颂，古今许多名人慕名谒叩齿古寺，而留下耐人寻味的诗篇。如宋代大理学家周敦颐在大颠堂题诗曰：

　　“退之自谓如大广，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

　　清代知名学者，邑人陈衍虞题诗云：

　　“踏破青烟陟峻台，千里虹指净纤埃。山僧错会留衣意，十笏精蓝傍庙开。”

　　韩愈在潮州任职期间，一心为民谋福利，“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这与大颠禅师的为民造福、普渡众生、救死救难的初衷是相同的。由此看来，韩愈与大颠禅师的殊胜因缘亦是其与佛教有缘的一个最为直接的体现。据史料记载，韩愈在离开潮州时，曾专门为大颠禅师诗赋诗一首，题为《赠大颠禅师诗》：

　　“吏部文章日月光，平生忠义着南荒。肯因一转山僧话，换却从来铁心肠。”

　　(刊载于《正法眼》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