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概说：第七章 唐代的佛教(一)佛教和国家性质与社会活动 第五节 僧…

　　看了唐代的律令格式的具备，便知那是完成法典体系的时代。佛教，持有印度传来的律藏，以其戒律作为教团的自治和经营的规范。但是，中国佛教的社会发展，不仅对内有师弟、弟子、兄弟等的相互关系，尚有对外方面的社会国家的种种问题之处置，因而产生了超出于古来戒律范围的东西，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也就有其多少要在法制上加以规定的必要。依据《故唐律疏议》卷六的名例、卷一二的户婚、卷一九的盗贼律，对于僧道之犯罪者，有依俗法推勘之判例。再看日本的太宝律令、僧尼令二十七条，一向被认为是依据被牧于唐永徽律令的道僧格而来。至于唐所谓之道僧格，近几年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贞观律令的制定为止，唯其条文散佚不详。唐朝国家对于佛道二教的诸问题，采取以俗法推勘的方式，亦以处理犯罪的僧道，这些基本的条目，可知已规定在道僧格之中。因此，依以戒律组成的佛教教团，在自治权方面，已感受到极大的侵害。但在掌握着广大领土的唐朝，在其世界性的专制君主的国家政治的体制之下，应加以注目者，乃是对佛道二教的宗教行政之组织化。

　　唐朝，严禁新佛寺的建造，严守佛寺定数制的方针。隋代的佛寺，是以寺监统理众僧，唐朝的佛寺则定出了称为三纲之制的上座、寺主、都维那的职称，由众僧之中推举产生之后，国家予以任命。

　　然在唐初之际，中央及地方的僧官制，尚在不振作的状态之下，故于唐高祖武德初年(西元六一八年)，起用十大德，来管理僧尼，这是从国家行政之急切整顿中产生的。到了唐中期，便渐渐地完成僧录制度。唐宪宗时，任命端甫为左街僧录，灵邃为右街僧录，也就是在京城长安的佛教界，设立分为左右两街的僧录，以统理首都内的佛寺及僧尼。在这之前，唐都长安，盛行造寺起塔的功德事业，受命经办这种事业的长官，称为修功德使。代宗之时，第一任的内外功德使，是李元琮与李宪诚，他们两人，都是不空三藏的在俗弟子。以一位统率首都长安禁卫军的李元琮为京城寺观功德使；又以另一位在宫廷享有权势的宦官李宪诚为内功德使，以唐都长安作中心，指挥推展寺观的修理营造，以及盛大的佛教法会仪礼的举办。这便是不空三藏宣说的禳灾招福的国家佛教。然到德宗掌政之初，诸政为之一新之际，对于这种以掌军务之人担任功德使，而与唐室统理释教的性质全然相违的事，一时曾被废止，但在不久之后，又形复活。这样的功德使权力很大，乃至掌握鸿胪寺的僧道人事的推举权，然此权势的发挥，竟未考虑到唐室的衰微，继续进行着造寺起塔以修功德的事业，此也正是引起武宗会昌破佛运动的远因。

　　对于中央称为僧录的僧官，另有地方的十道，名为僧统的僧官，又有各州被呼为僧正的僧官，住于开元寺等的各州官寺，统理辖内的佛寺及僧尼。一到唐代中期之后，由中央而到地方的僧官制度，已经完备，但其权限，全被俗官的形势所夺。纵系鸿胪寺之所管，亦因功德使的出现而权限转移。不过，开元之后的有唐一代，以尚书省之下的祠部，作为统理佛道二教的中央官署者，乃是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