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概说：第七章 唐代的佛教(一)佛教和国家性质与社会活动 第七节 会…

　　虽然，连带着佛寺的造立与僧尼出家盛行，发达了造像、写经、佛具工艺等的佛教文化，但自唐朝中期开始，也产生了许多弊端。随着佛教的繁荣，国家的佛教行事，华丽起来，徒使国库的负担增加。佛寺领有广大的庄园，免除徭役，僧尼人数增多，又使国库的收入减少，造成财政的贫乏。佛教与国家的利害相背，故有知识分子站在国家财政的立场，看到佛教的繁荣，深感有对教团加以整肃的必要。当时的道士赵归真，导引唐武宗信仰道教，又有宰相李德裕的关系，遂断然地推行了废佛坏法的运动。

　　从唐武宗会昌二年(西元八四二年)起，着手整肃全国的佛教教团，僧尼中有犯罪行为者以及不守戒行者，悉令还俗。当时，禁止咒术和妖术，禁止僧尼保有私人财产，有则没入国库。长安一地，还俗者即达三千四百五十九人。废佛法令的严酷，与年俱增，至会昌四年，命令破却所有小规模的佛堂，招提、兰若等的无额寺院，原住之僧尼，一律还俗。尤其到了会昌五年，规定长安及洛阳，各留四寺及三十僧人，天下各州，仅各留一寺，依其州之大小而分三等，大州留僧二十人，中州十人，小州五人。此外的佛寺，全部毁废，僧尼悉数还俗。由此废佛政策的实行，被毁佛寺四千六百所；招提、兰若等小规模的佛堂草庵，达四万余所；僧尼还俗者，二十六万五百人，没收了寺田庄园数千万顷；佛寺所用奴婢十五万人，也与还俗僧同被编入两税户。金银铜铁的佛像佛具，均被改铸为货币及农具；佛寺的建造物，也悉数改为公共设施的事业场所。

　　日本的慈觉大师圆仁，当时正在帝都长安留学，遭遇到了这一旷古未有的会昌法难之惨状，故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四卷，载有详细的记录。但在会昌六年，也就是断然推行严酷的毁释运动的第二年(西元八四六年)三月，因武宗之崩，继承帝位的宣宗，又复兴了佛教。不过，晚唐的佛教，已不再是昔日的面貌，隋唐教学佛教的传统以及作为其遗产的经论章疏，散佚了，传承其教学系统的人才也绝迹了，终于和唐朝的命运一样，渐渐地走上了衰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