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中：中国佛学 导言

　　佛教发源于印度，但却在中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中国的佛教思想家不仅以自己的宗教修持，身体力行体证佛法，而且以其卓越的理论思辨为中国思想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不仅如此，佛教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影响并且传播到周边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实际上形成了以中国佛教为核心的东亚佛教文化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佛教思想家对于世界文化的特殊贡献。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思想，贡献于中国思想的还有理论思维的具体成果以及崭新的哲学方法。

　　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近千年的发展，至隋唐佛教宗派的出现，终于由外来文化转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之中，东晋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分界。在此之前，由于异域文化固有的陌生感及其佛教特有的思辨性、抽象性，活跃于中土的佛教思想家基本上是西域、天竺的僧人。东晋时期，道安、庐山慧远的出现，特别是鸠摩罗什的高足僧肇、道生等人以其相当成熟的佛教思想，成为中土佛教思想本土化的杰出代表。更为重要的是，南北朝时期以研习某些经典为内容的佛教学派的出现，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而以《大般涅槃经》、《大乘起信论》等为代表的如来藏系经典在中土的流行，更是预示了中国佛教所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发展路向。

　　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一方面是中国佛教近千年发展逐渐累积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这一时期不断出现的佛教思想大师的杰出创造有很大的关系。三论宗的创立者吉藏，天台宗的创立者智顗，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法藏、守成者澄观，留学印度、归国后不懈地翻译、传播唯识学典籍的玄奘以及慈恩宗的实际创立者窥基，北宗禅的大师神秀及其南宗禅的大师慧能，净土宗大师昙鸾、善导，如此等等，正是由于这些佛教思想家的出色努力和不朽贡献，才使唐代的佛学占据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出现了新的特点。这就是中国佛教越来越显现出受道家、儒家思想影响的痕迹，“三教合一”的主张充斥了儒道佛三界的思想家的著述中，并且反映在民众的信仰行态之中。至二十世纪，“人间佛教”的思想占据中国佛教的主流。

　　本书将围绕佛教的中国化历程等方面展现中国佛学的大致轮廓以及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