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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禅夏令营演讲集: 二届我的学佛经历(明证法师) |
 
生活禅夏令营演讲集: 二届我的学佛经历(明证法师) 谢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向各位汇报一下我的学佛经历。我所要讲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虽然它们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但我的体会确实是我对生活之路的反思。 苦恼人生 我是个烦恼障重的人,从小家庭生活就非常不幸。我的母亲共生了十个孩子,我是老二,我的哥哥和下面的妹妹生下不久便夭折了,而我也是多病多难,六岁时父母离异,母亲带着我和年仅两岁的大弟改嫁,又生一弟,不久又离婚,后来又改嫁,离婚,这样辗转好几个地方,生活极苦,几乎过着半乞讨的生活,直到嫁给后来的继父。母亲命很不好,但她非常倔强,含辛茹苦一定要把我们拉扯大。继父是铁路工人,因为家庭人口多,无法随工程队走,只好两地分居,很多年都是母亲带着我们七个孩子靠继父寄来的每月40元钱生活,所以大一点的孩子从小就要同母亲共挑家务重担。我记得小时候上学之前先要去拣煤核、拔野菜,然后急急忙忙地跑回家,拿上两张母亲做好的野菜饼子赶到学校上课去。我们家没有钱买本和纸,我就拣别人扔的纸飞机,一张一张叠起来订成本,每张纸都是写了正面写反面,写完铅笔字写钢笔字,写完钢笔字写毛笔字,写完毛笔字还能做些其它用途,总是用得不能再用了为止,这种习惯我后来甚至一直保持到读大学的时候。当时的生活可以说很苦,但我几乎不曾有大的烦恼,或者说我青少年时期还不太懂得什么是烦恼,而这种艰苦的生活却是锻炼了我,使我今后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境遇。 我上高中的时候,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9年我到了一个半军事化的生产建设兵团,一位指导员利用权力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整我,使我一次次失去了上高等学府的机会,从那时候起我才明显地有了烦恼。到了“文革”后期,我才上了一所师范大学,可是我却真正起了大烦恼,当时全国已经乱了,我堕入一种迷惘,失去了方向,三年的大学生活,只是看了一大堆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书中有很好的世界,但是抬起头现实仍然是现实,所以我内心也很苦恼。 毕业后我被分到边境小镇二连浩特,那本来是个纯洁的小城,吃的、用的东西放在屋外没有人会去偷的,但是后来人心也越来越不纯净了,为了涨一级工资,人和人之间变得虚伪、无聊。我不明白生活为什么是这样的,接踵而来的不如意使我不得不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但是我想不明白,终于陷入烦恼不能自拔。无明中我还造了大量恶业,最严重的是我买了支猎枪,杀伤了不少小生命,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非常惭愧、非常懊悔。像我这样生长在边地一个不幸家庭的人,的确是障深业重,今天能得闻佛法、修行佛法,尤其觉得应格外珍惜。 我是生活上早熟、精神上晚熟的人,直到如今我还是不会协调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当时我在无明烦恼中也志求解脱,摸索过很多方法。先是在书本中求真理,后来又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比如外语、心理学、速记、中医、气功等等,但是烦恼还是烦恼。我这个人好高鹜远,总想做成点事情,所以成家很晚,之所以成家,也是听别人说,成了家可以使心安,可是成了家麻烦就更多了。最后我就想通过改善经济条件来减轻烦恼,是不是钱多了人就少一些烦恼呢?正好政策也开放,于是我承包了校办工厂,果然挣了不少钱,但是更多的烦恼接锺而来,校长、同事们不高兴了:为什么你要挣得比我们多?家人、亲戚们也不满意:为什么不给我们买这送那?我的学生也开始来跟我借钱,不给他们也不行。许多年中我在无明里打转转,想求解脱也解脱不了。 得遇善知识 佛经里讲学佛修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亲近善士”,烦恼中的我能逐步走上学佛之路也是离不开几位善知识的指导。 我的第一位善知识是我十几年前认识的一位姓康的居士,他是在“文革”期间上五台山时皈依佛教的。开始的时候他都没有告诉我这些,只是教我一些具体的打坐方法,几年后他才给我一本《金刚经》读,但我读不懂,他也没多说什么。又过几年他给我几本小册子,如《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佛法在原子时代》、《印光法师法语》等等,通过读这些小册子,我才开始对佛教渐渐入门。很多年来他就是这样耐心地指导我,等待我一点点醒悟过来,我记得有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一本是关于释迦牟尼的传略,里面谈到关于八苦、四谛、八正道的理论,使我对人生的痛苦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一下子觉得我要找的真理正在这个地方。另一本书是《六祖坛经》,一打开这本书我就非常后悔过去浪费的时间,我如饥似渴地读,一连看了三遍,于是下决心出家。 还有一位赵居士,他也是我学佛过程中的一位重要的善知识。他的佛学修养很好,也讲修持,我这个人爱问问题,他几乎是有问必答,但他也很谦虚,常常推荐我读一些书。这时候我开始接触到了《禅》刊,每一期杂志我都要读三、四遍,还做笔记,因为我相信书只要反复读,自然就会其义自见。 在家时,有一天打坐,我突然觉察到“我”这个东西实质是不存在的,不论从肉体上还是从精神上,根本投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这种体验使我感到很轻松,有信心,无我确确实实可以像《心经》上所说的“度一切苦厄”,得大自在,但是这种觉悟只是理上的,在事上还要慢慢修。 说到出家,我先是经一个居士介绍到北京的一个寺院,当时我对寺院一无所知,到了那里以后机缘也不好,所以既没有皈依,更没有出成家、后来我按照《禅》刊的地址找到了柏林寺,师父收下了我,很快就给我剃度了。想到了几十年来迷失的痛苦,终于开始过一种清净解脱的生活,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临济家风 禅宗有两个公案很有名,那就是“德山棒、临济喝”。我们是属于临济宗的,师父对我曾有过四次“喝”,我感受很深,下面给大家说说。 第一次是在我刚出家的头几个月里,那个时候我持过午不食,因为在家的时候我就曾多次试验过断食,最长的一次是一个月,所以过午不食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痛苦。有一次我和明果师、明树师等几个人外出,回来以后他俩也和我一样持过午不食。师父知道了,很严厉地喝斥我:“你要去吃饭,不吃你就走!”我不敢违背只好去吃饭,但心中很多疑问。后来师父慢慢地给我们解释其中的道理,我才渐渐明白。过午不食这条戒的制定是有一定因缘的,而且适于南传佛教的僧人,他们每天不生产、不生火做饭,只管打坐、经行,而我们柏林寺一方面在建设,同时弘法活动频繁,所以我们工作量比较大,饭吃少了就没有体力,而且面黄饥瘦的,僧相就不庄严。我现在理解祖师所说的“平常心是道”,就是要我们在生活中修行,不要执著,吃好饭就是要更好地在工作中奉献我们的力量。 第二次被喝是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一路上我问了师父好多问题,后来师父说我不要问了,我说:“有疑惑就要问,否则要师父干什么?”师父说:“不让你问就是不能问。”我很不高兴,沉着脸不敢吭气。在回来的旅途上,同行的省佛协吴明山居士告诉我说:你的很多问题不需要回答,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你自己的修行体验,这些问题都会自然消释,还有一些问题是不能回答好的,佛陀还有十四个问题是不回答的。慢慢地我体会到,我满脑子都是问题、问题,我执太重,而不知道当下该怎么做,结果把该做的事都给耽误了。 第三次是我在客堂做照客的时候,客堂卫生不干净,我也不打扫,师父指出来,我说:“为什么没有人把这些安排好,责任明明确确的,该谁扫就谁扫?”师父说:“你又把当老师的样子拿出来了,你没有忘记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师了。”我当时非常感动,一下子就跪在那里。师父每次一喝我心中都是一次震动,我心想:习气毛病又跑出来了,而且一点察觉也没有。 第四次“喝”,是发生在有人扒我们后墙的时候,师父笑着对我们说:“你们真没有用。”我说:“我们怎么就没有用?我就有用给您老人家看看!”去了以后我就骂:“你们这些人真不讲道理,我们当和尚的什么也不怕,死也不怕,你们再扒我们就跟你们拼命。”这时候只听师父大喝一声:“你给我走!” 咳!修行实在是不容易,无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窜出来了。经过这四次“喝”以后,我就经常反省,向内注意,才渐渐有点进步。所以有师父指导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他可以随时纠正你的方向,你就不会走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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