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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宗派源流:第三章 北宗正义 二、秀门弟子 |
 
禅宗宗派源流:第三章 北宗正义 二、秀门弟子 神秀门下人才济济,所谓“升堂七十,味道三千。”《景德传灯录》记神秀法嗣十九人,其中以义福、普寂、景贤、惠福四大弟子为首。《楞伽师资记》曰: 洛州嵩山普寂禅师,嵩山敬贤禅师,长安兰山义福禅师,蓝田玉山惠福禅师,并同一师学法侣应行,俱承大通和上后。少小出家,清净戒行,寻师问道,远访禅门。……诸师等奉大师十有余年,豁然自证,禅珠独照。大师付嘱普寂、景贤、义福、惠福等,照世炬灯,传颇梨大镜。 自神秀死后,这些弟子均受到帝室官僚的优礼,声名显赫,成禅宗一时之盛,当时天下坐禅人对这四大禅师评价曰:“法山净,法海清,法镜朗,法灯明。宴坐名山,澄神邃谷;德冥性海,行茂禅枝;清净无为,萧然独步;禅灯默照,学者皆证佛心也。”四人中真正以弘扬东山法门而影响巨大的,是义福和普寂。 (一)义福禅要 义福(658-736),俗姓姜,上党铜鞮(山西沁县)人,幼慕空门,遵母遗训出家,年甫十五,游历于卫、邺地区,好《老》、《庄》、《书》、《易》之说,后于汝南中流出灵泉寺读《法华》、《维摩》等经,又至东都福先寺,师事杜聉法师,广习大乘经论。后听说嵩岳大师法如开演不思议法门,“特生信重,夕惕不遑,既至,而如公迁谢,怅然悲愤,追践经行者久之。”三十二岁时始落发具戒,遂辗转到荆州玉泉道场拜谒神秀大师,居约十年。乃至神秀死于东都,惟有义福“亲在左右,密有传付,人莫能知。”即于此年,自嵩岳寺应邀至长安,于终南山化感寺栖置法堂,宴居廖廓。外示离俗,内得安神。二十余年不出寺门,尽心开演神秀禅慧之业。开元十年(722),应长安道俗之请,住京城慈恩寺。十三年(725),玄宗东巡河洛,特令赴都,居东都福先寺。十五年(727)放还京师。二十二年(734),复令入东都,居南龙兴寺。开元二十四年(736)卒,年七十九。葬于龙门奉先寺北冈,赐谥曰“大智禅师”,中书侍郎严挺之躬行丧服,撰《大智禅师碑铭》。 义福当时在两京之地影响甚大,一则他是国师神秀的门人,另外他也得到了唐玄宗的优待,以及当朝官吏如兵部侍郎张均、太尉房官、礼部侍郎韦陟的信服敬重。据载,义福在终南山化感寺时,不远千里来求道者“腾凑物心,延袤山谷”,其中不乏“负才藉贯,鸿名硕德”的“息心贞信之士,抗迹隐沦之辈。”义福在当时,号称“道望高峙,倾动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比卖幡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后住南龙兴寺,“靡然向风者,日有千数。”义福卒后,其葬礼也十分隆重。“灭仪法事,尽令官给。缙绅缟素者数百人,士庶丧服者有万计。自鼎门至于塔所,云集雷动,信宿不绝。”可见义福当时之威望和影响,严挺之总结说:“禅师*轮,始自天竺达摩,大教东流,三百余年,独称东山学门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 遞相印属,大通之传付者,河东普寂与禅师(义福)二人,即东山继德七代于茲矣。”义福既是一代名僧,又是禅法正宗传人。 义福在当时是以禅慧名世,开演颇多,但记载他本人思想及言论的文献甚少。据载,他在神有门下所行是“摄念虑,栖榛林,练五门,入七净,毁誉不关于视听,荣辱岂系于人我?或处雪霜,衣食罄匮,未赏见于颜色有厌苦之容。”从此记载中可看出,义福仍保持了苦乐随缘、任运自在、无所怨行的禅者风范。其禅修内容大致不出“练五门、入七净”。所谓“练五门”即是宗密于《圆觉经大疏钞》中所述北宗的“五方便门”,前已叙述。所谓“入七净”,出自《维摩诘经.佛道品》鸠摩罗什对于“七净华”的注。鸠摩罗什谓“七净”为:(1)戒净,即身口所作,无有微恶;意不起垢,亦不取相,亦不愿受生。(2)心净,三乘制服烦恼心、断结心,乃至三乘漏尽羽。(3)见净,即见法真性,不起妄想。(4)度疑净,即见解深透而断除疑惑。(5)分别道净,即善能分别是非,合道宜行,非道宜舍。(6)行断知见净,证得无学尽智、无生智者,能知见所行、所断,,而通达分明。(7)涅槃净。从义福所修“五门”“七净”来看,他仍未旁然无顾,率性直性,直探心源,依然继承了乃师神秀“拂尘看净”、去妄存真的禅法,显得过于拘谨、小心。《碑铭》说他“苦身励节”、“律行贞苦”,或许这是由他王家禅师的身份所限定,无法像山林禅者那样任他风清月白地洒脱自在。再看看他最后的教诫是:“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已非由人,当自勤力,以济神用。”这完全是神秀“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的翻版,汲汲于摄心息妄,刻意去炼法修心。严挺之总评说:“苦已任真,旷心济物;居道训俗,不忘于忠孝。”这全然是皇家和尚的口吻。 (二)普寂心宝 普寂(651-739),俗姓冯,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一说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原游学于儒典,后弃俗求道,依大梁壁上人、东都端和尚、南泉弘景和尚等处听经受戒学律,深觉为文字所缚,隐居嵩山半岩。“布褐一衣,麻麦一食”,曾欲投少林法如禅师,未至而禅师已卒,“追攀不及”,转谒荆州神秀禅师。师事六年(一说七年),“神秀奇之,尽以其道授焉。”久视中(700),武则天召神秀赴东都,神秀因荐普寂,乃度为僧。后中宗闻神秀年高,特下诏令普寂继神秀“心宝”,代神秀统其法众。及神秀卒,天下好释氏者的咸师事之。开元十三年(725),诏令住都城敬爱寺。十五年(727),玄宗将幸东都,诏义福从驾,普寂留都兴唐寺安置。“由是法云偏雨,……闻者斯来,得者斯止,自南自北,若天若人,或宿将重臣,或贤王爱主,或地连金屋,或家蓄铜山,皆毂击肩摩,陆聚水咽,花尽拂日,玉帛盈庭。”开元二十七年(739),普寂终于洛阳兴唐寺,寿八十九。诏曰:普寂“资于粹灵,是为法器,心源久寂,戒行弥高。……宜稽其净行,锡以嘉名,示夫净来,使高山仰止,可号大照禅师。”出丧之日,盛况空前,《大照禅师塔铭》载:“金棺发轫,卤簿启行。或两都倾城,或四方布路。持花者林指,执绋者景移。三条之中,泣泪如雨;重城之外,号叩若雷。彩云二时,自都达岳;白露数里,弥川偏空。”《宋高僧传》卷九也说:士庶“倾城哭送,闾里为之空焉。”普寂在中宗以后,一直是两京禅系领袖,同时也是全国禅众的一面旗帜。 自武后则天迎弘忍门徒入京,中宗、睿宗独尊神秀一支,北宗一直是钦定的禅宗正统,神秀死后,义福控制两京,而以居于洛阳的普寂势力最盛。开元以来,普寂被视作北宗嫡传,号称七祖,直至刘禹锡时还承认,中夏之中“言禅寂者宗嵩山。”在唐宋的佛典中,嵩山即是指由普寂继承的神秀禅系。唐中宗诏于嵩岳寺为神秀追造十三级浮图,敕令普寂统帅僧众,都表明了普寂的帝师身份。李邕撰《嵩岳寺碑》,列达摩以来的传承,以“忍遗于秀,秀钟于今和尚寂”,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舆论。 普寂的禅法基本与义福一致,共同承继了神秀的禅学思想。普寂在神秀处时,曾充僧使,其所作为为他人所不能为。因而深得神秀器重,尽其道授之。神秀所授心宝,即是:“良马易进,良田易平。加之思修,重之勤至。宝镜磨拂,万象乃呈。玉水澄清,百丈皆见。衡山之石,更悟前身,新丰之家,自然本处。”心法相传,普寂由此所修得的则是“心无所存,背无所倚;都忘禅睡,了悟佛知。”普寂以此为准,深悟禅理,“如此者复地年,大通和尚深赏重之。”开元十五年,唐玄宗在诏书中赞颂普寂的禅法说: 其始也,摄心一处,息虑万缘,或刹那便通,或岁月渐证。总明佛体,曾是闻传;直指法身,自然获念。滴水满器,履霜坚冰。故能开方便门,示真宝相;入深固藏,了清净因;耳目无根,声色亡境,三空圆启,二深洞明。 这说明普寂的禅法仍然是神秀思想的延续。摄心于一处,息虑万缘,对境不起,经此“磨拂”、“看净”的功夫,自然便可“刹那便通”,或者“岁月渐证”,即可以先渐修而后顿悟,也可以先顿悟后渐修,所谓“开顿渐者,欲依其根。”证悟者的顿渐之别,只是全凭众生不同的要根机,这是一种较有新意的说法。经过学习经论,总明佛体之所在,便可直指法身,自然获念。即自识本性,六根不为诸境惑,了知佛体在心中,这一修习过程,便也如“滴水满器,履霜坚冰”,这一思想所显示的是地道的北宗禅系风格。 此外,普寂与义福同样注重戒律在禅众修行中的作用,据说他在决心转入禅门时,已经认识到“文字是缚,有无是边,盍不以正戒为墙,智常为座?”他的最后遗训中有“尸(戒)波罗蜜是汝之师,奢摩地(定)门不汝依处。”坚持传统佛教中的戒禅并行,强调了戒律对于当时禅众僧团的重要性。《宋高僧传》说他“严重少言”,其性凝重,持戒清慎,从不张伐其德,“远近尤以此重之”,显示了他作为一代国师、禅学领袖的职责所在。 史载,神秀虽受帝王推重,然未曾大规模地聚众开堂演法,所谓“云从龙,风从虎,大道出,贤人睹,岐阳之地,就者成都;华阴之山,学来如市,未云多也”!亦只是就其影响而言。而普寂自中宗时代其师统摄禅门,于京城广行弘化,三十余年间使禅门大盛。他的门徒较义福更多,所谓“摄之孔多,学者弥广”,在当时全国禅门派系中,他的宗系势力最强。李邕所撰《大照禅师塔铭》说:“四海大君者,我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之谓也;入佛之智,赫然为万法之宗主者,我禅门七叶大照和尚之谓也。”在开元盛世,唐代第一大手笔的李邕将禅师普寂与皇帝玄宗相比附,足见普寂其时之声望。时人誇曰:“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众口共传,不可思议。”相比之下,当时慧能一系尚局限于岭南一隅一地传教活动,其禅门远默默无闻。故宗密说: 能大师灭后二十年中,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炽盛于秦洛。普寂禅师,秀弟子也,谬称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门师;朝臣归崇,敕使监卫。雄雄若是,谁敢当冲。 尽管此段话中语气不无夸张成份,但北宗一系在当时的确是声势浩大。所谓“两京之间,皆宗神秀,”“北宗门下,势力连天。”于半个世界内成为禅界分认的正统禅学所在。 然而谁也不曾想到,曾几何时,显赫一时的北宗基业竟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灰飞烟灭。到一百年后,柳宗元在撰写《赐谥大鑑禅师碑铭》时,竟然会高唱“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这是禅宗史上的一次巨变,而这一扭转乾坤者,便是慧能的弟子荷泽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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