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宗派源流：第十四章 近代传承 一、圆瑛禅净兼弘

 　　进入近现代后，中国佛教神日渐衰微，但传承不断，法脉绵延、敬安、圆瑛、太虚、虚云、来果、明真、印顺等一批高僧、大德主持佛法，长者、居士大力扶持，光大宗门，颇有建树。

　　一、圆瑛禅净兼弘

　　圆瑛(１８７８－１９５３)为中国近代禅门高僧。他宗说兼通，台贤并弘，精研《楞严》，禅净双修，归宿“三求”，爱国爱教，弘法度生，为中国佛教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圆瑛，俗姓吴，法名宏悟，号韬光、一吼堂主人。福建古田县人。父名元云，母亲阙氏。因祷于观音菩萨有感，于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生。幼失怙时，由叔父诗瑛扶养，五房一嗣，备受慈爱。年稍长，感身世孤零，人生如幻，欲出家，叔父不许。１８９３年投考本县秀才，次年中取，名列前茅。１８９５年秋(十九岁)大病一场，病愈投福州鼓山涌泉寺，礼莆田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剃度出家。次年，到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后到大雪峰崇圣寺谒达本禅师，充当钣头菜头，茹苦含辛，清修梵行。

　　二十一岁，圆瑛回到常州天宁寺，依治开老和尚参究禅宗心法，四年中获益良多，继往宁波天童寺依敬安禅师习禅定，前后六年，两次现悟境。其间还随道阶、谛闲、祖印、慧明诸师学天台教观。１９０６年拜宁波七塔寺慈运和尚，亲受法印，为临济寺四十世，法名宏悟；后又到福州雪峰达木老和尚处再受法印，传曹洞宗第四十六世，法名今悟。１９０７年(二十九岁)太虚法师在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法华经》，深受道阶法师重视，许为法器，圆瑛也与太虚在御书栖结为盟兄，还结交了会泉、转道法师，次年回闽，在涌泉寺开座讲经，声誉日隆，１９０９年主持宁波接待寺，创佛教讲习所，１９１１年参加敬安等联合十七省僧侣在上海成立的中国佛教总会，任总会参议长。１９１７年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创办僧民学校及宁波佛教孤儿院，１９２０年在北京讲《楞严经》、《法华经》，参与组织佛教赈灾会，救济灾民无数。１９２２年到南洋弘法，在新加坡、槟榔屿等处讲经，在转道法师兴建的普觉寺讲《大乘起信论》。１９２３年秋回泉州重修开元寺。１９２５年在寺中办开元慈儿院，任院长，收养孤儿二百多人。１９２６年重渡南洋募慈儿院基金。

　　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０年，全国多次发生侵夺庙产“兴学”风潮，圆瑛、太虚、谛闲法师及王一亭、谢铸陈、黄忏华诸居士，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以圆瑛为会长)，向政府请愿，全国佛教团体通电呼应，终使事端平息。“九一八”事变，东山省沦陷，他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１９２３年冬，天童寺失火，圆瑛亲自募化，三年后得以重建，较前更加庄严。１９３５年在上海建圆明讲堂。同年辞天童寺方丈职，任鼓山涌泉寺住持。卢沟桥事变爆发，即投入抗战救亡行列，组织僧侣救护队。同年１１月率徒明旸法师赴新加坡、吉隆却、槟榔屿、怡保、马六甲募款。至１９３９年止，募到巨款，陆续汇去救难赈灾。九月初一在圆明讲堂突遭日本宪兵队拘捕，被关押南京，虽遭严刑审讯，仍义正词严据理申辩，开展绝食斗争，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九月廿八日出狱，闭门谢客，从事著述。撰《劝修念佛法门》、《发菩提心文讲义》、《阿弥陀经要解讲义》、《佛说八大人觉经讲义》、《楞严纲要》等书。１９４３年，到北平、天津讲经。１９４５年，创新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任院长，亲自主讲《楞严》经义。１９４９年后坚持留上海弘法。１９５３年代表中国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出席中国佛教协会寿备会议，被推为第一任会长。后南返天童寺疗养，不久即逝世，终年七十六岁僧借五十七年。一生著作甚多，有《大乘起信论讲义》、《楞严经讲义》、《圆觉经讲义》、《金刚经讲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等二十种，门人辑为《圆瑛法汇》行世。

　　圆瑛禅学思想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精研《楞严》，修禅悟道。圆瑛于１９０５年(二十七岁)在天童寺禅悟后，继续修习佛法。他在通智处听讲《楞严》，至七十四岁《楞严讲义》告峻，可以说是以毕生精力精研《楞严》。《楞严经》是诸佛心宗、群经秘藏。圆瑛初听《楞严》，深感此经是“末世津梁，禅门关钥”，即作为参禅悟道的钥匙，指引众生解脱的南针。１９４１５年他在上海圆明讲堂开办楞严专宗学院时，更明确地说：

　　“夫《楞严经》者，诸佛之心宗，群经之秘藏，众生之大本，万法之根源，……由是二番破识，撤去大定之障碍；十番显见，指明菩提之正因。会四科惟是本真，融七大无非藏性。……安住楞严大定，万行繁兴；趣向萨波若海，二严克备。原始要终，不离最初方便；从因尅果，疾成无上菩提。一大藏教，孰有过于此经者哉！”

　　他把《楞严经》看做开示修禅、耳根圆通、破除五蕴魔障等禅法的根本经典，四十余年精研不轰，虽然法务繁忙，仍时时参究，遇到经中不理解的问题，就写一张纸条，粘贴于座前的墙壁上，反覆琢磨，一旦领悟，再三定实，总把纸条撕下，墙上的纸条由少而多，又由多而少，直至“一房疑义，扯尽无余”，因用功过度，三次吐血，仍精进不止。研究此经竟达十载，讲此经达十三次，可见他用心之良苦。他讲说《楞严经》，被天台宗尊宿谛闲称为“海内独步”，被尊为“楞严座主”，从１９０９年在鼓山开讲《护法论》始，至１９５２年底(七十五岁)在玉佛寺讲《楞严经》止，讲经说法四十三年，所讲以《楞严经》为主的各种经论二十余种，直至六十三岁始出《楞严纲要》一卷，六十八岁始著《楞严纲要》二十四卷，七十五岁告峻，可见其著述之严谨。他所创办的楞严专宗学院，即以《楞严》为正课，以《圆觉经》、《大乘起信论》，台贤教义、惟识等为助课，听讲的除本院为僧外，四众弟子络绎不绝。

　　禅宗之根本精髓，在于教人开佛知见，明心见性，顿悟心源。对此，圆瑛《首楞严经讲义》点明：

　　佛之知见，乃众生本具六根之中不生不灭性。

　　根性，即是佛性。此性常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曰嗅，在舌曰尝，在身曰觉，在意曰知。

　　这种关于六根之性即佛性的“根性”说，是继北魏地论师佛性当果而现的“当常说”、佛性现成的“现常”说以及吉藏《三论玄义》论佛性十二家之说以来的新贡献。他论“参禅以修止观为下手，止观功深，而得定慧。”“参时，即用本觉理体，起一段始觉智光，照着那一个话头。”“教人看一句话头，截断意识不行，令见清净本然之心性。”可见，圆瑛的禅学思想既是继承宋大慧宗杲以来“看话禅”的传统，又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直接证悟。

　　第二、禅净兼修，一吼三求。圆瑛自出家受具以来，学律、持戒、参禅、研究台、贤、法相、三论、密宗真言，无不涉及。１９１３年(三十六岁)阅永明延寿、莲池蕅益大师著作，又归心净土。他教宗兼弘，侧重禅净，归心土。１９５２年在回顾生平修禅历程时诵偈曰：

　　禅净双修四十年，了知净土即深禅。

　　有人问我其中意，云在青山月在天。

　　这是对永明延寿“会通禅教”传统的继承和发扬。１９３４年，他在上海圆明讲堂设“圆明莲池念佛会”，由其徒明旸助师弘法，常年组织四众念佛。圆瑛把自己驻锡的道场命名为“三求堂”，自号“三求堂主人”，即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为宗旨，最后则“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并嘱咐弟子们“以三求为正确修持方针”，为真正学佛宗旨。１９５３年农历八月十二日临终时，也在自己净念相续和大众念佛声中安祥往生。

　　圆瑛融通禅净，对禅宗、净土法门都有深刻的解悟和实践。他认为禅净虽有二名，其实归元无二，都是针对不同根机而施设的不同法门，不可厚此薄彼。他说：

　　禅宗是“接上根者流，是圆顿修持之法，称为最上一乘，中下根人，未足以语此。”

　　净宗不论智愚老少，教人但持一句佛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以念止念，心中惟有佛，佛外更无心，念到事一心不乱，即得往生。

　　他既肯定禅宗与净土的区别：有独被上根与适应中下根之分，有依仗自力、愿力、净行之力与依仗自力、他力(弥陀愿力)之别；有能否带业往生之异等，又认为禅净二者可以兼弘，念佛到达极致，则与禅悟无异，他说：

　　若论高深，则禅宗单刀直入，固推圆顿，而净宗达理之士，未必或逊。古德云：“忽然起念念弥陀，平时无风自作波，有念消归无念处，岂知无念亦为多。”此则有无双遣，一性圆明，与禅宗圆照清净觉相，无以异也。

　　圆瑛不仅圆融禅净，而且对“四种念佛”(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像念佛、持名念佛)的第一种——实相念佛尤为推崇。他说：

　　实相念佛，依实相理，念法身佛。法身清净，犹若虚空，遍一切处，无相可得，本无能念之心相，亦无所念之佛相，能所双忘，心佛不二，即心是佛，即佛是心，若念实相佛，则无念而念，念即无念，一心不乱，湛然常住，是为理念。

　　他的禅净双修，实际上是把禅修融进净土，也可以说是守定一句阿弥陀的话头来参禅，是禅师们修禅时繋心于佛的一种方法，这是继承四祖道信繋心一佛，专称名字的“一行三昧”的修持理论，并在近代中国人心根器日下的情况下的发明创造。

　　第三、拔苦与乐，解行并重，禅宗发展到近代，禅僧的修行往往不单是参禅打坐，深究佛典，而是寓禅修于日常生活之中，圆瑛主张像印光大师一样，“从平常日用做起，家庭社会上做起。佛法世法，融成一气，诚为末世津梁，昏衢宝炬、立功，立德、立言，垂之不朽，”无论是非曲直雪峰寺当饭头、菜头，还是宁波办佛教工厂、农林场、普益学校、佛教孤儿院，泉州开元慈儿院，也不论是华北十六省救灾，还是与侵夺庙产“兴学”风潮抗争，他都以弘法利生作佛事，处处作道场。１９３０年他主持六朝古刹宁波天童寺，僧众逾千，冬参夏讲，冬季传授三坛大戒，定为常规；他还宣布“十二不”的规约，即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　以此作为自己和大从修持的原则，重振古德道风，１９３１年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圆瑛立即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并致书日本佛教界，共同谴责、制止日本军阀的侵略暴行。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在上海组织一百多人的“僧侣救护队”，赴战地救护伤兵、难民。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１９３８年报告记载：“淞沪一战共救护伤兵和灾民８２７３人。”为了配合救护队工作，中国佛教会和上海佛教界还在沪成立难民收容院和医院，收容难民三千多人，伤兵数百。为筹集救护、医疗、收容经费，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圆瑛带弟子明旸赴南洋募款，宣传救国大义，回国后虽遭日本宪兵逮捕，但奋斗不止，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号召世界佛教徒以同体大悲精神参加国际和平运动，把救苦救难、反抗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佛事。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是圆瑛寓禅修于利生事业之中，解行相应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他充分发扬禅宗济世利民之大乘佛教精神，赢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缘因所在。

　　圆瑛之徒甚多，有白圣、明旸、明瑞、明如、明哲、雪相、无碍、定持、密显等。明旸法师(现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协会长)亦传法多人，如开证、源灵、今聪、灵岩、心慈(尼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