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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发愿道心固的转岸法师

　　——星洲弘法化众生    建妙法堂造化功

　　转岸法师（1882—1970)，1882年（清光绪八年）壬午生。父刘翁，务农为业，母张氏，敦厚贤淑。转岸青年时期，父母相继逝世，转岸法师孑然一身，感念人生无常，亲人离散，而萌出家之想。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投南安县杨梅山雪峰禅寺，礼喜敏上人为师，剃度出家。三年后，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圆戒后返回泉州。继而行脚参访，曾于宁波天童寺挂单参学。返回闽南后，先后任大开元寺、承天寺，及漳州南天寺等大丛林首座，复亲近云果禅师，融会心宗。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转岸法师奉雪峰祖庭之命，航海赴南洋，于马六甲州代理青云亭寺寺务。翌年，赴缅甸仰光瞻礼大金塔，曾邂逅虚云和尚。三年后，赴新加坡，与转道、瑞等二师，合力兴建寅杰律之普陀寺，历年余而竣工。1919年，厦门南普陀寺有筹建大雄宝殿的计划，请转岸法师回厦门规划。因为法师精于佛教建筑艺术，天赋巧思，媲美鲁班，所以请他回厦计议。那时转尘、转解诸师亦在新加坡，而瑞等法师在新建的普陀寺任监院，转岸法师主张大家一同返厦门，共议大计。

　　返回厦门后，众议决定兴建工程，委由转岸与闽南名匠杨桂馨洽商工程发包，议成，转岸法师任监督，此一巨大工程，为时十年，转岸法师不辞辛劳，栉风沐雨，于雕梁画栋，壮丽梵宫，乃至一石一木，莫不悉心规划，始终其事。

　　在此期间，南普陀寺有了重大变革，1922年，转逢和尚接管南普陀寺，大事兴革，把原来的子孙庙改为十方丛林，并拟定十方选贤公约二十条，住持的产生，由继承制改为选贤制。这项措施，改革了历来法派的陋规，获得诸山长老的赞许。一切规划完毕，1924年，选出时任泉州承天寺住持的会泉法师，出任改制后的南普陀寺首任住持。转逢与会泉相商，为适应时代潮流，培育僧才，在南普陀寺内创立“闽南佛学院”，由会泉法师任院长，并聘请毕业于上海华严大学的常惺法师任佛学院副院长，毕业于南京支那内学院的蕙庭法师任教务主任。

　　1927年，会泉首任住持任期届满，会泉、转逢等共议继任人选。那时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军队不时侵入庙宇驻扎，并喊出“没收庙产、兴办学校”的口号，闽省僧侣莫不惶惶不安。常惺法师建议礼请佛教领袖太虚大师继任，有维护寺院的作用。众人咸表赞同，于是到上海礼请太虚大师的任务，就落在转岸、转逢、常惺三师身上。他三人到上海会晤太虚大师，转逢与大师早年在宁波天童寺是同参，情谊颇笃，于是大师应允，于是年4月2日，在南普陀寺行住持晋院礼，并兼佛学院院长。继之请转岸、觉斌二师为监院，襄助寺务。

　　不幸两年之后，南普陀寺的中殿发生火灾。这座中殿原是八角形建筑，雕梁画栋，起凤腾蛟，可说是集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一旦化为灰烬，四方莫不惋惜，而转岸法师尤为痛心。他慨然以重修为己任，又辛劳了三年余，始恢复旧观。他这种精神，感动了厦门富商蒋以德居士，蒋独力捐出巨资，又建了一座后殿。后殿为二层，上为藏经阁，下层为法堂，至此，这五老峰前的庄严古剎，规模始灿然大备。

　　1936年，转岸法师55岁，继任杨梅山祖庭雪峰禅寺住持，他原计划鸠工庀材，大事修筑，而翌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事遂中寝。1941年，他重到星洲（新加坡）弘化，驻锡普陀寺。1942年，日军南侵，星洲沦陷，本邦居士林组织“佛建救恤会”，会址设于天福宫，抚辑灾黎，救济难民，请转岸老和尚主持其事，此时他献身于社会救济事业。后来居士林又在峇淡岛创设垦荒农场，种植稻粱，开辟经济来源，此事也由转岸老和尚主理。老和尚以荜路褴褛的精神，经营擘画，颇着成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星洲光复。1947年，转岸法师接任普陀寺住持，以普陀寺信托人的身份，礼请在槟榔屿弘化的宏船法师，到新加坡出任光明山普觉寺住持，宏船法师乃由槟城到星洲。光明山普觉寺是新加坡的首创，始创于1921年，由最早创建普陀寺的转道法师开山。由一位郑雨生居士捐献了三十英亩土地，侨界文人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施舍净资建造，规模十分宏大，并且是一处安僧接众的十方丛林。转道以后继任住持的，有善慧、弘宗、步森诸师。

　　普觉寺前原有一处放生园，众议扩大兴建，辟成一处园林，凿一巨池，以供水族放生；广建栅舍，以供禽畜栖息，此外并建造亭囿台榭，以配合景观。这项工程，繁复万端，若不是胸有成竹，具泉壑造化之匠心者，难以胜任。众议组织“建园委员会”，推请转岸老和尚为主任委员，老和尚又负起了建园的任务。辛劳多年，始竟其事。

　　后来，新加坡龙山寺比邻之弥陀寺，旷地极广，佛教人士共议在该处创建学校，以培育青年学子，转岸法师首先响应。他以精于建筑出名，这建校的责任又由他担起来，出任“弥陀学校建筑委员会”主席及信托人之一。1950年，转岸法师被推为弥陀寺住持，更擘画修建大殿，扩建功德堂，经年落成，弥陀寺焕然一新。继之又与普觉寺住持宏船、监院广周二师，计划翻建普觉寺大雄宝殿，后来这项工程也在他的擘划下翻建完成。

　　1965年，新加坡居士林购下了金炎律旧林址比邻的一大片土地，要扩建新林址大楼，转岸老和尚是居士林的导师之一，集会共议之日，他主张大厦中要有容纳千人以上的大礼堂，以供集会及念佛共修，并适应未来的发展。这种高瞻远瞩的见解，与会者咸表赞同，众人又推他为“建筑委员会”主席，他也就当仁不让的承担下来。老和尚以为，末法时代要引人对于佛法起信，寺刹庄严也是条件之一，以此他一生为佛教建筑尽力。

　　后来新加坡佛教总会成立“佛教施诊所”，设立在普陀寺功德堂的二楼。这时转岸老和尚已年逾八十，数年前自弥陀寺退居，在龙山寺养静。施诊所董事会又推老和尚为佛教施诊所名誉主席，以资号召。

　　转岸法师一生淡于名利，而为教为法，义所当为者，决不推诿。他虽一生为佛教尽瘁，而本身朝夕行持，未尝间断。每晨拂晓即起，上殿礼佛，禅净并修。他开示大众，念佛者须兼静坐观心，始能顿歇妄念，以至定境现前，此为一心不乱之法要。慈祥恳切，感人至深。

　　转岸法师年轻时练过武功，所以八十余岁，犹身体硬朗，走路健步如飞，不亚于年轻人。他一生生活节俭，不尚浮华，而痌瘝在抱之心，出乎天性。他晚年预立遗嘱，将他毕生俭蓄的钵资，委托广净、印实二师，悉数分赠各慈善机构。

　　1970年元月中旬，转岸法师示疾，拒进汤药，对周围的人说：“死生是人生必经的过程，落叶归根，自古不免，我现在唯一心念是求归安养，毫无其它挂碍。”到元月24日傍晚，转岸法师自知时至，告诉身边的人，他要回弥陀寺丈室。众人扶持他回到弥陀寺，在丈室安卧，身边的人为他念佛。到初夜时分，转岸法师睁开眼，随众念佛。念了数声，声音转弱至无，安详入寂，时为己酉年腊月十七（1970年元月20日）。享年积闰九十有四，僧腊七十二夏，戒腊六十九夏。

　　1970年腊月廿三，转岸法师遗体荼毘于光明山化身塔，四众送龛至山者数千人，山谷为满。荼毘后检得大舍利十余，小舍利数百，皆灿然夺目，众人多感动流涕。舍利分做数份，供养于普陀、普觉、龙山诸寺及居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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