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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农:民国年间上海佛教界赈灾活动资料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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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农:民国年间上海佛教界赈灾活动资料点滴

 

  今年我国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使许多灾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亿万人民群众的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为此,全国佛教界人士发扬佛教救苦救难的慈悲济世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捐款捐物,帮助灾区人民抗洪救灾,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赈灾济困是我们佛教的优良传统。民国年间,我国一些地区连年灾荒,民不聊生,饥民遍野,各地佛教界曾多次伸出援助之手,利用各种方式,募集赈款,成立赈灾组织机构,派员深入各地灾区查放赈款,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好评。佛教界的一些赈灾活动,对于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确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下面我介绍几则当时上海佛教界赈灾活动的资料。

  1917年秋京津地区水灾,千百万亩农田被淹,千万人民流离失所。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佛教界知名人士狄楚青、王一亭居士等集合沪上佛教界人士决定发心办赈救济,并邀请当时在终南山结茅潜修的高鹤年居士出山办理赈灾事宜。高鹤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也是一位具有慈悲心肠的佛教居士,毕生以救助他人为乐。高鹤年居士在接到上海佛教界的邀请函后,当即慨然应允,离开终南前往上海,与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居士等一起商谈救灾事宜。此后,高鹤年居士受上海佛教居士之托,分别赴浙江普陀山和宁波观宗寺,拜谒印光、谛闲二位法师,请他们参与赈灾事宜,均蒙发心相助。高鹤年返沪后,经与王一亭、狄楚青等居士商讨,决定在上海组织佛教慈悲义赈会,专事灾区赈济事宜,并设会址于玉佛寺。当时决定,由狄楚青居士综理一切会务,高鹤年居士任总务之职,负责分赴各地劝募赈款、劝办分会以及赴灾区察看灾情、办理发放赈款等事宜。高鹤年接受任务后,曾分别前往苏州、杭州、常州、镇江、扬州等地,与佛教界人士洽谈,并请得冶开、济南二位上人以及苏州西园寺、杭州灵隐寺等寺院住持的大力协助,共同劝募赈款,劝办赈济分会。最后终于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募得大量赈款。1918年3月,高鹤年奉佛教慈悲义赈会之命,携带大量赈款,亲至京津一带灾区进行赈灾查放事宜。同行者还有冯梦华、魏梅荪二位老居士以及曹乐钧先生。天宁寺住持冶开老和尚也一度陪同前往。前后参加赈灾查访的人员共有十余人。在查访过程中,曹乐钧先生曾提出:查灾放赈“是最难办之事”。因此,“放赈以救命为急,分别受灾轻重之等差,酌量发给票款之多寡。其手续以查灾民户口为第一关键。查户真切,则事事有济;查户含混,则项项虚糜。以救命不救贫为主旨,达到救人须救彻之目的。人既有少壮残疾之各异,赈自有极贫次贫缓急之不同。盖赈款有限,恩难遍施,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只要破除情面,不以公济私,不以缓害急,本诸良心,随机应变,则不均而自均,斯得查施之旨矣。”(高鹤年《名山游访记》1995年版第228页)这些意见,得到全体查访人员的赞同。其后的查访赈灾工作,即本着这一宗旨办理。在查放中,从京至津,查访人员看到沿途水灾奇重,房屋冲塌无数,无家可归者极多,他们一一予以救济。数月之中,灾区居士得赈者无数,许多灾民得以度过难关,重建家园,并逐步恢复生产。后来,京津一带赈灾事宜告一段落,尚余有一部分赈款,高鹤年居士即请示上海佛教慈悲义赈会的狄楚青、王一亭等,请将余款移赈湖南地区灾民,得到同意。高鹤年即偕一部分查访人员,奔赴湖南一带放赈。这次佛教慈悲义赈会派员到京津一带赈灾的义举,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和评价。

  1922年,上海佛教居士林(世界佛教居士林前身)成立了慈善布施团,以救济灾民、难民为主。其时我国北方五省灾情严重,各省也先后多次发生水灾、兵燹。灾区难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上海佛教居士林的慈善布施团,即向各界劝募赈灾基金,专供赈济灾区难民之用。当时曾假上海大舞台义演助赈,同时发表宣言:凡捐款10万元以上者,上海佛教居士林即为之铸铜像顶戴于公共游艺场所,以资鼓励。后来,上海佛教居士林即将募得的赈款,通过各种渠道,发往北方五省灾民及其他各地灾民手中,缓解了部分灾区的燃眉之急。其后,上海佛教居士林改组为世界佛教居士林,仍设有慈善部,负责赈灾事宜。1933年,世界佛教居士林又特地成立了一个赈灾协会,由沈润秋居士任主任,专门负责赈济各地灾民的工作。该协会曾先后多次将劝募所得大量赈款,陆续送到各地灾民手中,使部分灾民免受冻饿疾病之苦。

  1931年,陕西地区灾荒严重,灾民遍野,惨不忍睹。当时佛教界知名人士朱子桥居士闻讯后亲自入陕,赴各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旋即通过种种关系,联络华北、上海等地的佛教慈善团体,劝募救灾基金。经过他的努力,得到华北、上海等地的佛教慈善团体以及广大佛教徒的支持,共同发起募集赈款。在募得大量救灾款后,朱子桥居士即亲赴陕西灾区,先后三次查灾放赈。他先后在灾区散发大批赈粮,并在灾区设施粥厂十余处,每日就食者多达四万余人。又以工代赈,动员灾民修路筑桥;发放种子,支持灾民恢复生产;还设灾童教养院和妇女织染厂,鼓励灾民生产自救;同时施医施药,掩埋饿殍。在此期间,他还在陕西联合当地的各种慈善团体,共同组成华北慈善联合会,开展救灾赈济工作。又于灾区设立灾民教养院,于院内开设佛学讲座,请专人宣讲佛学基础知识。还在灾区开设佛教养老所,专令老人念佛,求生极乐净土。朱子桥在陕西灾区的赈灾救济活动,使无数的灾区人民通过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等方式,得以安养生息,度过难关,重建家园。而他所奉行的这种以佛教慈悲济世思想为指导的爱人、益人行为,也受到广大灾民的崇敬和社会各界的称赞。

  1940年,皖南各县发生大旱灾,灾民流离失所,情况悲惨。上海佛教同仁会闻讯后立即召开董事会,商讨赈济灾民事宜。当时决定,向各界劝募赈款,组织人员前往皖南查明灾情,然后决定施赈办法。1941年2月,该会由董事长范成法师亲自率领西竟、白圣、宽明等法师,携带募得的赈款,前往皖南各县施赈。前后三个月,他们走遍了皖南各县灾区,共发施赈款六、七万元,受益灾民甚多,大大地缓解了当地的灾情。其后放赈人员看到许多灾区有疫病流行,他们又返沪向各界筹募大量药品,并配备医务人员,携带药品到皖南灾区救治灾民。

  1946年,苏北一些地区灾荒严重,许多灾民流离失所。上海市佛教界得到消息后,马上行动起来,成立赈济组织劝募赈款,组织人员前往施赈。时有上海市佛教会和红?字会等,共同发起组成了苏北灾区救济伤亡委员会,推举李天真居士为主任委员,止方法师、范成法师和朱警辞居士为副主任委员。经过几个月的劝募赈款和人员组织,这个委员会派出一批赈灾人员,携带赈款和医药用品,前往苏北地区,查明灾情,发施赈款。同时将施赈人员分成医药和掩埋二组,不仅救活了不少奄奄一息、无力救治的灾民,而且还掩埋了不少露体荒野、无人认领的灾民尸体。差不多与此同时,上海佛教同仁会也募得寒衣数百套,送往苏北灾区,让灾民御寒过冬。其中1946年冬,送出寒衣240套,1947年冬又送出寒衣50套,使灾区部分灾民免受寒冻之苦。

  1948年春,苏北邳县发生严重灾荒,上海佛教界人士闻讯分头募集赈款,并专门发起组织了苏北邳县急赈委员会,推选屈映光、黄涵之任正副主任委员,窦存我、胡松年居士和海山、忠实、皖峰等法师为查访委员。后来由查访委员携带募得的赈款,前往邳县灾区,查明灾情,分别情况,将赈款发放给灾民。此外,上海市佛教青年会福利部也发动全体会员踊跃参加赈灾活动,将捐献的钱物送往邳县灾区,救济灾民。

  上海的一些佛教团体,还对本地区遭到火灾的居民进行救济。1940年以后,上海沪西等地的一些棚户区多次发生火灾,上海佛教同仁会均一一予以救济。如上海法华东镇陆家路棚户区白日起火,多数贫民均外出谋生,归来时住房已成灰烬,天寒露宿,苦不堪言。上海佛教同仁会马上劝募救济基金,发放施粥票,制发棉被60余条,以济燃眉之急。1942年冬,沪西金家巷棚户区不慎失火,无家可归的难民多达100余户,计300多人,他们露宿街头,受冻挨饿。上海佛教同仁会当天即前往发施粥票,先解除灾民的饥饿之苦;又设法募款,搭建瓦顶竹屋125间,分配给灾民居住。后来该地区灾民为感激上海佛教同仁会伸出的援助之手,即将该地区命名为同仁?。差不多与此同时,沪西金家巷后边上天殡仪馆东隅棚户区又失火,烧毁五六十家,该会也给予粮食、棉衣救急。1943年,沪西余姚路牛奶棚西首棚户区又发生大火灾,受灾难民多达四五百户,男女老幼总数达千余人。上海佛教同仁会立即发动大规模劝募,所得款项即就该处搭建瓦顶竹屋250间,分配给无力建屋的灾民居住。后又在该地设立义务小学一所,招收四级学生共百余人,使之免费就读。

  此外,上海的一些佛教组织和团体还在上海广设难民收容所,收容和救济各灾区流入上海的灾民和难民。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各地连年发生灾荒,还有连年战争造成的兵灾。当时,有大批灾民、难民拥入上海,他们流落街头,乞讨为生,景况悲惨。上海的一些佛教组织和团体,纷纷发扬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募集款项,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难民收容所,收容、救济灾民、难民。如圆瑛法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曾办有许多难民收容所。而由佛教居士黄涵之、赵朴初等领导的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救济灾民、难民的工作做得最好。委员会下设有收容股,由赵朴初居士任主任,负责所有收容事宜。这个委员会先后在各处设立了50多个难民收容所,收容灾民、难民多达50万人次。在收容所内,不仅施衣、施食、供给医药,还对难民进行抗日救亡教育。而组织难民中的优秀青壮年投奔苏北新四军,参加抗战,又是佛教界对抗日救亡运动做出的一大贡献。由于该委员会难民救济收容工作办理得十分出色,受到大家的广泛支持,上海各界市民纷纷出钱出力,从各方面支持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的收容救济工作。

  上海佛教界的这些赈灾活动,曾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好评,许多新闻媒介也都作了报道。

  民国年间佛教界发扬佛教慈悲济世精神、赈济灾民的事迹还有很多,因手头资料不全,已难窥其全貌。但从上所述,已可看出佛教界救世济民的一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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