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学古文(陈世忠)

　　摘自：闽南佛学

　　复旦大学严北溟教授在《青灯有味忆儿时》中说：七年的私塾生涯，我主要依靠的是自学，习读各种经史诗文，当时热衷所致力自勺，是贪多务得，二是烂熟于心。所谓贪多务得，便是拿到书就硬着头皮死啃，从佶屈敖牙的《尚书》、《周易》，到绚丽多彩的唐宋诗词，无不终日奉读。……当然贪多务得倘不能熟记于心，还是贪多不得，而烂熟于心往往靠反复背诵。务求其解。今常有人反对私塾式的死记硬背，把它归之为一种“笨拙的教学方法”。事实上，启发式固然重要，但死记硬背在童年学习中也不能缺少。通过死记硬背，储存大脑中的知识信息一时可能无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理解力的加强，便会在各种知识联系综合中发挥作用。中国素有“博闻强记”的传统。而西方也有“你记住多少，就知道多少”谚语；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充分利用少年时代较强的机械记忆力确实很重要。

　　王焕教授谈治学体会：

　　七、八岁我从外祖父读《论语》、《孟子》要求背诵，当时我对书中的意义并不理解，但词句是背熟了的，这是我养成背书习惯的开始，对我后来治学很有影响。

　　王焕镳教授又谆谆告诫学生说：做学问必须有崇高抱负，并为之孜孜奋斗一生，我们读书不能漫无目的，或者只是为消遣，为了炫耀，而应该是为了事业，做学问不能急于求成，切忌好名图利，知识要慢慢地积累。

　　蔡尚思教授谈“我苦学的一些经历”：八至十五岁入私塾，是死背经书时期……就是死背儒家经书，光背诵不了解其义，到了懂得它的内容之后，觉得背书的好处。

　　冯友兰教授谈“我的读书经验”：时间是最公正的评选家，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现在称“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的考验流传下来的，应该精读。

　　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开学那天书房里书桌上供着孔子牌位，我们先给牌位磕头，再给教师磕头，然后开始一年的读书生活。读书时，教师极少讲解，只是一味要我们背诵，顺序背诵还不算，还要倒着一句一句地背，书里的意思，我们全然不懂的。记得我上学的第一课，教师叫我们背《经诗》，“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正着背完又倒着背：“逑好子君，女淑窕窈，洲之河在，鸠睢关关”都背下来，教师微笑着向我点头，却一点也不讲解，……我们小小年纪，一天到晚死读书。

　　缪台铖教授《治学琐言》云：熟读深思是我行之有效的一点经验，重要的书必须熟读背诵，司马光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朱熹也说：“读书之：法在循序渐进，熟读精思，先须熟读，使其言若皆出于吾之口，继以深思，使其意若皆出于吾之心。”又说：“读书先是成诵方精读。”这些都是古人治学经验之谈。我后来读高小时，国文教师讲授古文，要求每周背诵一篇，若遇重要文章，反复朗如同唱歌，背书不是苦事，而且是一种乐趣，通过背诵，原先不甚理解的也渐能理且更能深入体会作者的用心，得其精意微旨。

　　清代学者黄侃之父是有名的经学家，(除了教子熟背《四书》《五经》外，)还教《史记》、《汉书》都必须从头背到尾背诵，黄佩所以学有根基，主要得自早年的庭训。

　　按语：以上几位教授也是研究佛经学者，在大学里任佛学研究生导师之职，当我们翻开中国佛教史，历代有文化素养的大德高僧大都是童少年时熟读经史，嗣后因缘成熟，由儒入佛，无论是台贤性相、净土诸宗的祖师，大都是博览经史，学有根基的儒者。据《佛祖统纪》记载，唐中宗景龙初治天下时，欲出家为僧者，必先经考试或背诵诸经或解说诸经，试(四书、五经)取其合格者，然后发给证书，曰度牒。《南洋佛教》194期撰文：一般人心目中认为对小沙弥所施行的教材，大抵不外乎有关佛学文章或浅显而易解的佛经而已，而夷考其实，古代小沙弥们往往先读儒书，再读佛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