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文学 六、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 概说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文学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从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理论著作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受佛教影响的痕迹。佛教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想象世界，而且也使中国文学作品故事性得到了增强。随着佛经的翻译，外来语汇大量输入中国也扩大了中国文学的词汇，同时佛教也使中国的文学观念趋向多样化。

　　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学想象世界的丰富。中国古代的先哲历来都主张与人为善，关心他人，以及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这种种的传统美德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不但能够和睦相处，同时还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传统道德已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因此在古代许多的作品中都反映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念，以及三界、六道、神通等观念也随之深入人心，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时人们做善事的动机不仅是传统美德影响下的自觉行为，而且还受到佛教因果观念的影响。人们明白了人活着不仅要考虑今生，还要考虑来世，今生的善恶是因，种下来世之果。因果观念对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威摄作用,它使人们在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考虑到事情的结果。中国流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这一说法，无疑是受因果观念影响的结果。佛教观念的引入，使得中国的文学作品更富有想象力，内容也更加多姿多彩。无论从六朝志怪、志人小说中，还是从唐代传奇中，我们都会感受到故事主人公都是受着因果观念的支配，故事往往是以好人终得好报，坏人遭受恶报结束。中国戏剧《牡丹亭》中，主人公杜丽娘因爱而生，又因爱而死，死后托梦给柳梦梅，柳梦梅按照杜丽娘的嘱托挖开杜丽娘的坟墓，杜丽娘又死而复生，并和柳梦梅结为夫妻。这则故事的浪漫主义想象和生死轮回的情节，无一不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这与作者汤显祖本身就是一个佛教徒有直接的关系。古代小说《西游记》中大胆想象和神通的描写，《红楼梦》中许多人物的最后归宿的安排，都是小说家对佛教观念的具体运用。

　　佛教传入中国增强了中国文学作品的故事性。佛经记录了大量的佛教故事，如《大佛顶首楞严经》中阿难受摩登伽女引诱等故事，都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

　　还有的整部经典是由一个个生动曲折的故事汇集而成，如《佛本生经》、《百喻经》等就是这样的故事。这些幽默诙谐的佛教故事流传到民间之后，被民间的艺人所借鉴，同时有的文人在创作过程中，或直接把源于佛经的故事改写成曲折生动的中国故事，或将佛经故事和中国民间故事杂揉成民族特色浓厚的故事。也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在《妙法莲华经·观音菩萨普门品》中，详细地讲述了观世音菩萨“循声救苦”的宏愿，以及世间众生诚心念诵观世音菩萨所活得的不可思议的感应。如经云：“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由于观音信仰在中国久已深入人心，民间皆信奉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及诚心念诵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的感应，于是以表现观音菩萨灵感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也纷纷出现，如张演的《结观世音应验记》、傅亮的《观世音应验记》、陆杲的《系观世音应验记》等。其中《系观世音应验记·释开达》一文即讲述了僧人释开达被魏人捉去，关在栅栏里等待被人杀。危难中，释开达一心称念《观世音经》，天快亮时，从草丛里跑出一只老虎，一时间魏人都被吓跑了，老虎在栅栏上拱出一个小洞，释开达领着和他关在一起的小孩得以逃脱。把经典中的观世音菩萨灵感故事结集成完整的故事，一方面表现了观音灵感的真是不虚，另一方面也使读者在阅读中得到心灵的感化。

　　唐代僧人为了使经典教义讲得通俗易懂，创制了俗讲和变文两种说唱结合的文体，从而吸引了大批士人信奉佛教。这种通俗浅近的弘法方式直接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如冯梦龙的“三言”小说中就有大量篇幅是从佛教故事改编而成。其故事中的佛教思想都有明显的体现。

　　佛教传入中国带来文学观念的多样化。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相主张自己学派的思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此后儒家思想成了封建王朝治国的安邦的统治思想。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观念逐渐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进入重大转变时期，这与当时玄学的发生有很大关系。玄学思想在这一时期十分盛行。其在文学上的表现是当时玄言诗的兴盛，玄言诗常阐释玄理，往往理过其辞，失去了诗歌的文学色彩。而自佛教中关于空的观念，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神形的讨论融入文学之后，文学作品中的儒家思想、玄学思想逐步被佛教观念所取代，从而直接丰富了中国的文学观念。

　　佛教观念引入文学之后，形成文学观念的多样化，在文学理论方面，佛教对文学评论的影响也颇深远。推其原始，当属刘勰之《文心雕龙》。刘勰是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字彦和。研究佛学、博通经论。后出家，法名慧地。《文心雕龙》写于齐末，是古代文学理论的巨著。其后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主张不著一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当于妙语中求之，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直标空灵），袁枚之“性灵”说（谓诗当从真性中流出，若执人话柄、学人模样，便不为佳），无不受禅宗的影响。于是也便有了文学中的“境界说”、“象外之致”、“以禅喻诗”等理论，文学作品也往往以是否具有这些理论特点作为判定作品优劣的依据。

　　佛教对中国文学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表现是直接拓广了文学体裁。俗讲与变文，就是在唐代出现的新文体。这种文体的主要特征，在便于讲唱，内容为佛经，而形式则与当时的民间说话一样，带有通俗文学的性质。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以上仅对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几个方面作了简单的介绍，从这些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