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期刊文章选读：佛教来华刍议(释法成)

 　　佛教来华刍议

　　释法成

　　佛教究竟是什么时候传人中国的呢?千百年来，这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但在历史上较为广泛采用的一种说法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人说。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今天，时人则又突然祭起“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人说”的大旗，而否决“东汉明帝水平十年传人”说。一时间，华夏大地，纪念佛教传人中国二千年的活动，此起彼伏，热烈异常。对此，学习教史的笔者，欲借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正法研究》创刊之际，就佛教来华问题，略述浅见，籍此以同教内外感兴趣者探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传人说”的情况。

　　此说出自《佛祖统纪》，《历代三宝记》也有记载。“永平七年(公元64年)，帝夜梦真人，飞行殿庭。旦问群臣。太史傅毅对曰：‘西方有神，  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是乎?”于是，明帝刘庄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前往西域寻求佛法。永平十年，愔等人于大月氏国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像、经卷，载以白马，共还洛阳。帝为其立精舍以居之，名曰白马寺。此为中土有寺院之始，亦为中土沙门的肇始。其实，这不过是得到“官方”承认的一种说法而已。在这以前，随着中国与西域各国(包括印度)的交往(主要是通商)，佛教就在民间开始传播了。可以说，早在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之前，佛教在中国的流传，早已有了群众基础。这在“楚王英奉佛”一事，就可看得清清楚楚。

　　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英系东汉明帝刘庄的异母兄弟。东汉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为楚王，建武二十八年赴楚就任。英年少时，即好游侠，交通宾客；晚年更喜黄老，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公元65年)，汉明帝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当时，因好宾客而被人诬告谋反的楚王英，遣使献黄缣、白纨三十匹“以赎愆罪”。帝即诏告：“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1]，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2]。”从这段诏书中，可以看出：

　　一、门下云集了不少伊蒲塞，桑门的楚王英，笃信“浮屠”之教，“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的汉明帝刘庄，起码对“浮屠”教是有好感的；说不定受其异母兄弟或他人影响，也是一个尚“浮屠”者。

　　二、朝廷承认佛教流传的合法性。

　　三、诏书本身否定了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为佛教来华之始的说法；因为永平八年就已知道“浮屠”之教了。

　　四、从“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中看出，楚王英是将“浮屠”教，当成一种“斋戒祭祀”——近似于“黄老方术”来信奉的。这说明佛教传华初期，道家思想与佛教思想混淆流传，而无甚差别。同时，诏书中所使用的佛教名词“伊蒲塞”、“桑门”等，说明当时的佛教已经有了翻译。

　　五、从“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来看，说明佛教在当时具备了相当的群众基础。

　　据此，笔者认为，佛教应该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以前传人中国的。而且，最初传人时，并不像许多教内外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最上层——宫廷传播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传人说”情形。

　　《魏略·西戎传》载：“昔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这里的“复立”二字，在《世说。文学篇注》、《魏书·释老志》等书中，均作“复豆”[3]。从这段文字中，虽看不出伊存向景卢所授经典的具体内容，但有几点倒是可以肯定的：

　　一、大月氏王使口授《浮屠经》的当是佛经。

　　二、“浮屠”、“复立”等词是音译。

　　三、是代表大月氏的使者口授译传，系官方交流。正因为是官方交流，所以才引起重视，载于正史。据史料记载，大月氏此刻正是国力日强，佛教盛传之际。使节传教，当是于情于理皆相符合。这是因为：一来与大月氏在汉哀帝执政时，其族早已归依佛教，其国已成为印度佛化东被枢纽的情况相符。《汉书·西戎传》、《哀帝本纪》载有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匈奴单于，乌孙大昆弥来朝的事情，而且当时葱岭以西诸国都有使者东来。故此，景卢于汉哀帝元寿元年接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一事，当是可信的。纵然如此，汉哀帝元寿元年，也不是佛教来华的初始年代。

　　《佛祖统纪》卷三十五载：“鸿嘉二年(西汉成帝年号，公元前19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书天禄阁，往往见有佛经。”《历代三宝记》亦载：“余览典籍，往往见有佛经。”这说明佛教至少应在公元前19年传人中土了。而不是公元前2年的“汉哀帝元寿元年。”

　　那么，佛教来华较为可信的时间该是什么年代呢?

　　《佛祖统纪》卷三十四载：“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带佛经来化。”此说原出于后入托“朱自行”名而作的《朱自行录》，被称为“伪录”。故此说一向被人否定。然而，因为时间的推移和情况的变化，不得不对它重新考虑。其理由是：

　　一、后人托名写录，所记历史未必即伪。

　　二、古印阿育王(前272——前230年在位)派出许多高僧大德到国外弘传佛教的时间，约在公元前250——前240年。这与始皇在位(前246——前210年)“室利防等来化”之年(前243年)相契。由于阿育王的极力倡导，佛教一跃而成为跨国界的世界性大宗教。在这里，姑且将其称为佛教的第一次飞跃(就影响范围来讲，鼎盛时的唐代佛教，向周边诸国的传播，是佛教成为世界性大宗教的第二次飞跃)。在这次飞跃中，中亚、乃至西亚地中海等国，逐渐成为佛化国家。到我国的汉武帝刘彻执政时(前141——前87年)，佛教已在大夏、大月氏、康居、安息、于阗、龟兹等中西亚国家广为盛行了。印度佛教虽系中国佛教策源地，但最初的传播途径却是间接的，即经大月氏等中介媒国东传中国。这点已为史界、学界所普遍接受。

　　三、有人说，张骞通西域以前，西域交通阻塞，不可能有西域人来华传教。我们不妨从“张骞使西域”这件事情来分析一下。

　　建元二年(前138年)，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欲联合大月氏夹击经常侵犯汉疆的匈奴。但该国因满足于新迁之地的富乐生活，且与汉相距遥远，而无意联汉击匈，以报旧仇e。鉴于这种情况，张骞的第一次出使，未获预期目的。这是有史可查的汉人首次通西域，即中国与西域各国交往的肇始。敛而，史界认为：在此之前，西域不通。这个结论对不对呢?笔者还是认为，中国与西域交往的时间应该还要早一些。也许这种说法缺乏根据，也许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中国的确还没有人像他那样，以朝廷名义堂堂正正地“远征”过。但据记载，早在阿育王祖父时(前四世纪末、三世纪初)，古印度就有了中国的丝织品。《汉书》则载有张骞于公元前119年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在大夏等地就看到从印度贩去的蜀布，邛竹等中国产品。数年前，更有《光明日报》发布的一则消息：“埃及三千年前，已有中国丝绸”。这是奥地利的一位研究人员从一具古埃及木乃伊的头发中发现的。据考证，该木乃伊与丝绸属公元前十到十一世纪。这说明远在地中海的埃及，很早就与丝绸产地I中国有了某种程度的贸易联系；并经专家们进一步考证，是经波斯到达地中海地区的。后来《人民日报》也类似地转载了这一消息。若张骞出使西域前，西域走不通，中国无法与中、西亚各国交往，那上述事实又怎样解释呢?这与汉明帝时佛教传人说一样，张骞出使西域，不过“官方”属性罢了。其实，在这以前，中国与西域各国已有了民间性的交通往来。商人为了赚钱，可以冒险西行。同样道理，佛教先驱，虽在西域交通未畅时，为了弘扬佛法，应当也可往来。因为这完全符合佛教徒的为法忘身精神。

　　四、依《善见律昆婆沙》所载，阿育王曾派摩诃勒弃多来华传教；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说阿育王时有大德善见到“支那”弘教的记载。这些记载，人名虽有出入，所记史事则一，是很有价值的。

　　五、本世纪六十年代，在江苏连云港发现了孔望山石窟。据专家考证，系创凿于公元前二至一世纪间。根据现有史料，只有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传人说，对它从情理上才说的通。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汉武帝时的张骞，肯定不是交通西域的第一人。中国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应该比这早许多。极有可能追溯到始皇执政时期；而且最初的交往，应是间接性的边民之间的往来。西域人在与汉民交往中，他们一方面做物质生意；另一方面，肯定要做精神“生意”——传播佛教。因为只有这样，上述孔望山石窟等现象，才可以得到解释。而且派人四处传教的阿育王与秦始皇在位的时间基本相符，所以佛教在这个时期传人中国是可以成立的。传播的方式，是伴随着民间性的“贸易”往来进行的，并逐渐由边地向内地渐进。

　　(作者释法成：1963年生，毕业于中国佛学院研究生班，佛教史硕士，深圳市佛协副秘书长，本所特约研究员。)

　　注释

　　[1]此中“仁祠”之“祠”，《后汉书·后汉纪》作“祠”；《资治通鉴》则作“慈”。

　　[2]这里“伊蒲塞”即优婆塞，“桑门”即沙门。

　　[3]“复豆”，是“浮屠”的音译，即今日所译的“印度’’。

　　[4]据《史记·大婉传》记载，大月氏初居敦煌，祁连山，后被匈奴所败而西迁。

　　[5]见于《光明日报》1993年3月21日第七版。